作者：非彼
站在首都机场国际航班的大厅里，等着与公司在北京办事处的同事碰头，因为老板要我给他带一批药过去英国。
说是北京办事处，其实就是老板在北京的亲戚的家。我去取工作纸（work permit）时去过一次，那是在去大使馆签证的前一天。
是在公主坟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有四栋同样的四层楼高的宿舍，大概是同一个单位的吧。老式的70年代的建筑，青灰色的砖，楼梯在中间，上去是公用的走廊，每家每户的大门沿着走廊一字排开。
正午，阳光十分耀眼。但因为院外正在修建的高层建筑的缘故，院子里没有阳光，蜷缩在高层建筑的阴影里。
上到二楼，敲门，开门的是女主人。她高高的，四十好几吧，穿得很随便，头发有些零乱。
屋里很暗，我站在门口没有移步。她见状，开了灯。
客厅很狭小，男主人和我点头打过招呼，一个瘦高的大男孩正准备去卫生间吧，匆匆地看了我一眼，就关上了门。
我被让进里间，房间不大，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外，沿墙都是垒得半人高的纸药箱。床上满是盒装的湿疹药膏。
她搬了一张小方凳让我在桌边坐下，自己仍旧站着，递给我工作纸的复印件。确认无误后我应该交给他们约合一千镑的人民币。其中五百镑是手续费，另外五百镑是到英国后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即使一去就上班，也要等到第二个月的五号左右才能拿到工资。
当时的汇率是12多一点。因为怕在火车上有所闪失，就带了建行的一卡通，可以异地存取。离她家最近的建设银行要走20来分钟，为了安全，她让男主人陪我去。我说天气太热，还是打的去吧，夫妻俩忙摇头说不用，走一会就到。
男主人很沉默，一路无语。在银行拿到钱后立即就交给了他——无钱压身一身轻，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裂开嘴憨憨地笑了，告诉我他女儿也在英国，今年17岁，已经去了2年多。
原来，他是老板的连襟——老板娘是他爱人的妹妹。我看到的那个高个子男孩是老板的儿子，正在读初中，寄养在他们家。他说我很快就会见到她女儿了，她叫燕子。
回来后女主人又递给我一张纸说是合同，签完合同后才能拿到正式的工作纸。我拿过合同，a4的白纸上很简陋地打印着几行模糊的小字：
一。保证公司利益。不得泄露公司机密。
二。不得擅自离开公司。不得无故请假。
三。工作满一年后才能申请回国探亲。
四。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时间为8.5小时。
五。工作前半年为培训期。起薪为每月500镑，以后视工作情形逐月增加。
本人同意以上各项，签字为证。__________ __年__月__日
比起其他方式的出国费用，对工资我并无多大异议，尽管工作纸上写的工资是年薪一万三千镑。而合同上也只有我单方面的签字，我就当它是一张写了一些字的纸而已，便提笔签名——拿到工作纸才是目的。她笑着说我到挺爽快的，笑起来的她有一些邻家大妈的那一种亲切。
昨天是第二次去，是去取机票。九月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机位紧张，我在武汉问了几家大旅行社，都订不到票，老板托他在北京的熟人给代买了一张。
五千多人民币的单程票，让我有些心疼。要是在淡季，在英国订票的话，够跑一个来回的了。
前不久看到一则评论，说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是你在中国本土就是买不到那样的中国制造；即使你在中国买到了某些中国制造，但那也不是最便宜的中国制造。评论问中国怎么了，就像多年以后我问我自己怎么了一样，那是一个你知道却怎么也说不清楚的答案。
本来打算考完驾照，十月份以后再过去的，但老板娘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我只能匆匆应战。
其实我的资料一年前就给他们了，一直没有消息，我早已放弃，一心准备去上海读中欧商学院的事。父亲为此还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在经济上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帮我完成心愿。
1997年中欧商学院第一次到武汉招生，是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咨询会，那时他们是和上海交大联合办学。我大学毕业差不多两年，刚够报考的基本条件。他们的一位老师说，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希望我能去上海参加他们自己命题的英语考试——那时mba初到中国，gmat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考试。他说学费大概是六万元人民币。我把资料锁进了抽屉，希望考完gre和tofel后能拿到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去美国读书，成了一个美丽的梦想。
2002年新东方在武汉设置教学点，一看到消息，我就去报了gmat班，想考一个好成绩拿到中欧商学院的奖学金，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中欧商学院那时已独立办学，学费也早已超过了十万人民币，gmat的高分得主更容易申请到奖学金。
突然接到老板娘的国际长途，如果说我已经不想去英国了，没有人会相信吧。是真的，更喜欢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不要像这样被别人指挥着改变既定的计划。但相比较，从经济上讲，去英国工作挣钱，比去上海读书花钱，更有说服力。
新东方武汉分部来电话，说gmat班不能如期进行，只能取消，而出国的其他手续办得异常顺利，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我前去英国。
大厅里人来人往，我在约定好的三棵人造椰子树前东张西望。托运箱，登机箱和双肩旅行背包放在地上，随身只背了一个小挎包，装了机票和护照。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看见男主人和一个中年男子推着两个大鼓鼓的托运箱过来。箱里是我要带去英国的药。打过招呼，中年男子瘦小的身材——潘长江的身高，许汉林的体型，不是那一口地道的京腔，我绝不会相信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和男主人是朋友，帮着开车送药箱过来的。男主人再次确认我的托运箱没有超重后，打了一个手提电话就在那不动了，似乎在等什么人。趁着这个空隙，我请他们帮我看着行李，去卖了一份保险，受益人栏里是父母。
也许是空难片看多了的缘故，尽管知道飞机是安全度相对而言最高的交通工具，但我对坐飞机总还是有些发怵。每次起飞前都会暗暗祈祷一番。后来往返于中英之间，朋友的电子邮件总是以非常高兴你已平安抵达开头。那一份牵挂，让我好感动。
回来时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穿着机场的工作制服。她要过我的机票，一行人即随她走。
避开拥挤的客流，我的托运箱从一个很安静的输送口进入。据说那是空乘人员专用的输送口。然后她带着男主人转而排在人流中，check in那两个药箱。完事后女孩笑容满面地拍了拍那个工作人员的肩膀。走过来交还给我机票及行李票，说还有一个半小时才登机，我可以四处转转。男主人从腰包里拿出一个鼓囊囊的信封交给她，又嘱咐我药箱上都写着老板的名字，下飞机后记得别拿错，大家即告别。
大厅里满是即行和送行的人群，人声鼎沸。开学的日子吧，学生特别多。我前面的一个女孩子正倒在她妈妈怀里哭着，一旁的父亲忙着安慰眼泪汪汪的母女。随行的一对或是亲戚或是朋友的夫妇也劝慰着。
我是一个人从武汉来的北京，弟弟送我上的火车。父亲怕离别，母亲在家陪着他。
看着眼前的情景甚是无趣，心里有些空荡荡的，别过脸换了方向溜达。中间为了打发时间，嘻嘻哈哈地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在机场。然后去卫生间。
卫生间亮堂堂的，尽管有一位阿姨在不停地忙着打扫，有些刺鼻的熏香中仍有一些异味。5年后再回来，也许是奥运会的关系吧，卫生间里没了那种熏香，也没了异味，也终于有了卫生纸配套装备，尽管自备了好几包餐巾纸，但还是为了这种国际接轨而欣喜。
好不容易耗了半个小时，实在无聊，决定登机。
随着指示牌，才知道需要填写出入境卡，才知道需要排队等候安全检查，才知道需要走那样长的走道。到了候机位，终于松了一口气。离登机时间只剩下三十分钟，暗自庆幸没有在大厅久留。
候机位上多是学生。好多人都在忙着给家里打电话，公用电话亭那边也排起了队。轮到我，我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越来越快。拿起话筒，按完一连串的号码，耳边传来父亲有些苍老的声音。霎那间泪水夺眶而出。哽咽中只能告诉父亲我即将登机。父亲在那边清清喉咙，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挂断电话后我仍泪眼朦胧，但流泪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打完电话的人大都红着眼睛，坚强的人们也是一脸凝重——整个电话亭区笼罩在忧伤之中——没有人在意我的眼泪。
登机时早先忧伤凝重的脸都展开了笑容。那扇小小的铁栅栏似乎是一个神秘的起止符。走过它，感觉就像走向未来，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我想我所有的好奇都写在脸上了吧，要不然邻座的男孩子不会第一句就是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国。
他在英国北部读大学，家在广东，暑期回国休息，因为想看看北京，就买了往返北京的机票。他的机位靠窗，我俩探头看了好半天窗外的云彩。从云下到云上的过程，感觉有些奇特。
靠走廊的机位上是一个北京的男孩子，在伦敦读大学，非常沉默安静，有问才答，一直抱着一套金庸全套的精装本埋头苦读。他也是回来休暑假的。间或有他的同学从商务舱过来找他聊天，他才会从书中抬起头。
有意思的是，广东的男孩子所带的行李全是食品，他希望能顺利过关；而北京的男孩子只带了金庸。看着我的左右，我隐隐感到前面的路并不太好走。而心中那份从未停止过的隐隐的惶恐，也只有自己最清楚，但不愿去多想。听着广东男孩子讲的那些留学趣闻，我眉开眼笑。
现在回想起来，那空中的十二个小时，其实应该是我多年来最轻松的十二个小时吧。所有的前尘往事，都留在了渐渐远去的那片土地。而未来，只是一片空白，一片在我看来充满希望和诱惑的空白。现在呢，衣食无忧，温饱俱全，哈哈，多么美妙的时光！
童话里说，当你对着宝库的门说完芝麻开门，它就会为你开启通往幸福的大门。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敲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满怀希望地说了一次又一次的芝麻开门，但神奇的宝藏在那呢？也许就在下一扇门内，我们告诉自己。
我又一次晕倒。第二次，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倒在了手术观摩台边。
手术观摩台在手术室的楼上，供手术观摩及教学之用。在手术台的正上方，玻璃的圆锥体的底部贯穿地板。
好在我当时是蹲在最前面，头一歪就瘫了下去，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
再睁眼时已躺在观摩室里放在墙边用来堆放杂物的床上。教授看着我，目光忧郁，“不是晕血，”他翻了一下我的眼睑，“你这孩子能捱到毕业吗？”他叹气。我反射性地冲他咧嘴笑了笑——他不是第一个如此判断的人。
那一年我读大二，离毕业还有三年。
从进大学起，我已陆陆续续地晕倒过很多次。大街上，公汽里，商场中，学校里，课堂上。其实这一次晕倒是大学期间的最后一次。
我想我那时在那个不大的医学院里还是小有名气的，就为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晕倒。背地里他们称我是药罐子，我只装着不知道。
卫生科的大夫个个都认识我。有时偷懒不想去上课，就去找他们给开病假条，百试百灵，有时他们还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多休息几天。遗憾的是多开心也只能偷着乐，而且也不敢要太多，否则会因为出勤不够而被取消奖学金的资格。
有时晕倒在校外，被人送进医院急诊室，回校后报销医药费也都是畅通无阻（那时医学院的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医疗费的百分之八十由学院报销。）
负责报销盖章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老师。我每次去，她从来都不检查我的病历，也不看多少钱，拿起章来就给盖，那感觉真是过瘾。而我也从没报过虚帐。有时她还会给我一些她收集到的偏方，劝我试一试。她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我就常想，那爷儿俩可真幸运。
时常会觉得其实病着也还是不错的。可能是因为那时虽然病着，但并不太影响日常生活吧。每星期上几天的课，想偷懒的话随时可以要到病假条，定期去附院门诊部看专家取方子，回到学院把方子交给卫生科，就等着每天课间休息时带着饼干点心去卫生科取煎好的汤药喝。
只是让专家头疼的是，药吃了半年多，但病情并没有什么改善。
我猜想是有人把我药里的阿胶拿走了的缘故，因为我喝的药汤没有一丝阿胶应有的粘稠。但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后来终究不忍看专家再为我冥思苦想，于是放弃。
专家是免费为我看病的。那是只是想着瞒着父母，不想让他们担心。不为别的，只是我没有那种路要走到尽头的感觉，虽然知道我病情的人都对我是那样的无限怜悯。除去很低很低的血压和有一些低的血糖外，那么多检查的结果都正常，而且每次苏醒后也没见摔坏哪里。我想只是一点小毛病吧，不是他们说得那样吓人。但其实至少应该让父母向专家说一声谢谢的。
专家对我不太上心的态度有一些恼火，每次量完血压她都会警告我，说那么低的血压，随时都有晕倒的可能，出出进进一定要有人陪在左右。我也知道情况差的时候上下楼都会气喘得厉害。但是不可能长期麻烦别人照顾的，而且晕倒前自己都有预感，只要提前坐下，多半不会有太大的事。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是很听她的话的，至少晚上从不单独出门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养成并持续了很多年。一天朋友问我一到晚上就足不出户的缘由，我一下子愣住，是吗？我问。他异常严肃地点头。他观察了好久，一直纳闷我视为理所当然的积习。霎那间，千头万绪，时空倒回，我才想起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是夜来疯的一个丫头。
但终究没有瞒过家里。
正当我在周围满是闪亮星星的温暖的光束中满心欣喜，腾空轻盈飞翔，去追随那温暖的光源时，却感到两只脚被什么紧紧地拽住。多么不情愿地低下头去看那绊住我飞翔的东西，却看到两张陌生的脸和一只紧紧掐在我人中上的手——这次晕倒在了公共汽车站。
救醒我的是在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两个体育系的男孩子。因着那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围观的人群，因着还远在城市那头的家，因着那支不起身体的双腿，还因着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给了他们附近弟弟就读学校的地址，在他俩的搀扶下逃离。如果不是他俩，也许我就那样飞走了也说不定。有些混沌的状态下甚至没有看清他们的模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联系方式，以致于只能在这里对他俩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所幸，等父母知道我的情形时，我的病情也一天天好起来。也许是老天怜悯那些长期以来为我默默祈祷的人们，也许是不忍再伤害我那命运本就多桀的父母，我晕厥的频率越来越少。
那是一段平静如水的日子。我在尽情享受世人温柔的款待。
大学里永远不缺的是青春的躁动和音乐的节拍。或快或慢的应和着年轻激昂的血液。舞蹈班的广告铺天盖地，席卷了人们对各种气功班的热情。院里，系里，班里，大大小小的舞会层出不穷。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的狂热。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会感到自己是不一样的。我的节目是读小说和看电影，不用人陪也自得其乐。
女生宿舍楼八层高，每层是十间十二个人一间的大房间，沿着走廊一字排开，毫无隐私可言。但那时的我们对隐私也还没有太多的概念，用布帘把床一围，算是私人空间。日子过得热火朝天。
我的床铺是四楼4号房间进门左手边的上铺。门外是走廊，走廊外就是篮球场。篮球场外的半坡上是院系办公楼，斜坡上种着白玉兰花树和迎春花藤，还配着石桌石凳，坡下路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院系办公楼之间是排球场，排球场的对面是图书馆和馆前的大草坪。
斜靠在床头，从门边的窗户望出去，是很不错的风景。
春天来的时候，当梧桐树叶还藏在黄褐色的叶苞中睡懒觉时，大朵大朵的白兰花已竞相怒放。风过后，一地雪白，才见本应陪着他们的树叶慵懒地探出头来，像是迟钝的丈夫听到妻子的埋怨后才回过神来一样。娇小靓丽的迎春花像十来岁的少女，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她们的美丽，却又有些害羞，叽叽喳喳地挤在一起相互壮胆。等梧桐树睡醒了，如迟到的小男孩想补救一样，仿佛一夜之间，呼啦啦地全钻了出来，急不可待地从新绿变成深绿。这时，点缀其间的凤凰树才不紧不慢地吐出红丝，高傲地被团团绿意簇拥着，仿佛昭示着自己主人的地位。（此山名曰凤凰山，不知是不是和这山上的这几株凤凰树有关。）
等梧桐树终于飘完了呛人的飞絮，天空也逐渐明净起来。薄丝样的白云飘来的时候，天空呈现出明亮空远的蔚蓝。阳光普照下，各色斑斓的裙子伴着她们的主人婀娜款步，细细的鞋跟敲击着坚硬的水泥地面，发出清脆的笃响。
知了鸣叫，一声接一声，渐渐有些烦躁。气氛好像也遽然紧张起来。步履匆匆，石桌旁温书的身影挤走了恋人们的缠绵，图书馆里的灯光在黑压压的头发上反射出动人的光芒——期末考试的日子来了。
一个月后，啤酒瓶取代了石桌上的书本，恋人们又回来了，在外实习的师兄师姐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空气中开始弥漫出欢乐和悲伤的混合气味。
准备着放假回家的人们雀跃不已，开始忙着购买回家的礼物。恋人们却因为这不长不短的分离更加痴缠，到处上演着他们相互喂饭的甜蜜。面临毕业离校的人们三五一群，几箱啤酒到半夜。
楼道里的垃圾通道里陆陆续续传来沉闷的嗵嗵声，各样的车开到了宿舍楼前，泊在篮球场上，离别的人挥手不已，带着祝福和泪水。
慢慢地，校园里沉静下来。伤感的气氛随着烟酒味道的弥散而逐渐消失。只有蝉儿还在树间不停的鸣叫，抗议着难耐的暑热和寂寞。几个因家境窘迫的学生忙着打暑期工，顶着烈日进进出出。
最先返校的是那些难耐相思之苦的恋人。宿舍楼里又传出了哗哗的流水声，晚上的灯光也一盏盏地亮了起来，走廊里晾起了街上正流行的新款衣裙，细细的高跟鞋踩着水泥地笃笃地复又响起。人们陆续回来，欢声笑语掩盖了单调的蝉鸣，五颜六色的彩旗彩带随风飘扬——迎新的日子来临。
各样的车一辆一辆开到宿舍楼前，仍旧泊在篮球场上。送行跟来的家长笑颜逐开，乐颠乐颠地跑前跑后，头上冒着细细的汗珠。
迎新晚会，迎新舞会的音乐复又响起。宣传栏里贴满了大小社团的简介和招聘。兴奋的空气中夹杂着瓜果的香味。殷勤的男士们步履稳健，频繁地来往于同乡会和友好寝室之间。篮球场上围观的人群不时传来激昂的喝彩声，和着碗筷或碗勺激烈的撞击声。晚饭后所有的空地上都是运动的身影，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间或传来小汽车为开道而发出的短暂的喇叭声。
秋风吹过，阳光已不再那么刺眼，天空愈发的高远。不知什么时候起蝉鸣已落幕，风中偶尔飘来一两片发黄的树叶，飞扬的裙裾换成了稳重的裙摆，彩色的丝巾飞上肩颈，石桌旁依偎到深夜的人儿渐少。
风一阵凉过一阵，阳光有些微醺，女孩子三五成群，搬了凳子在走廊上晒太阳织毛线，相互打着趣儿。
梧桐树的叶子都已枯黄，每一阵风过，地上都会有不少的落叶。空气里弥漫开烤红薯的香甜。厚实的围巾取代了轻柔的丝巾，可爱的绒线帽也一顶一顶的在风中欢笑。石桌旁人迹罕至，深夜里逐渐只剩下雨水敲击水泥地面的滴答声。哪天清早起来，推开门，外面薄雾笼罩，办公楼和梧桐树身影绰绰，灯光透过薄雾，晕黄。
终于下雪了！漫天的雪花飞舞，整天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阳光下的白雪熠熠生辉，有些刺眼。连梧桐树粗大的树干上也积上了厚厚的雪，蓬蓬的迎春花藤被雪压得更加低矮，石桌石凳上积着的厚厚的雪像是镶上去的绒垫，白兰花树也被压弯了腰，伞一般低低地撑开在那里。
男生楼前不知谁昨夜使的坏，在地上撒过了水，现在冻起来像镜子一样滑。早起去开水房打水的人路过，一个踉跄不稳，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引来阵阵的笑声和得意的口哨声。雪球飞起来，到处是久违的欢声笑语。下午的时候篮球场上已堆起了几个小雪人，胡罗卜做的小鼻子微微的翘着，格外神气。几个女孩子忙着选景照像，路过的男孩子跳起来拉落白兰花树上的积雪，纷纷扬扬落在她们身上，引得女孩子们的惊叫和笑骂。暮色升起，一切又沉寂下来。
学习的日子伴着雪花的脚步来临，寝室里蜡烛的光芒在深夜里倔强地亮着。考试结束后的轻松夹杂着回家过年的期待和兴奋在校园里一闪而过。
冬天已至，春天即将来临。
等到我毕业，统招统分变成了双向选择。因为分配的种种不公，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某些老师领导之间时有冲突，亦发生过流血事件，据说有些老师后来都不敢到学院上班。校方为平息事端，让我们六月底毕业离校。成了有史以来最早毕业离校的一届。
为了体会离别的伤痛，我们寝室成员在大四的时候演习了一次，但不成功。坐在食堂的小炒部里，邻桌是哭哭啼啼的师姐们，我们这一桌更像是聚会，笑嘻嘻的。
毕业时我决定留下来，再体验一次。送走了大部分同学，仍旧没能让我掉下一滴眼泪——全然没有那种今日一别，何日再见君的惆怅——大部分都在一个省，想见面的话，不是不可能。我改变了初衷，临时决定，赶在还有一些人能为我送行时离开，但也是枉然，仍旧嘻嘻哈哈的。在家呆了两天，又跑回学校去送人，还是没有眼泪。
图书馆里的小说被我借阅了一段时日后，再也翻不出什么新鲜的玩意。而报刊亭和五胜路新华书店里总有不断抓住我眼睛的文字：三毛全集，张爱玲全集，白先勇全集，《飘》，《郝思佳》，《百年孤独》，《穆斯林的葬礼》，>，>，>，方芳，苏童，池莉，莫言，>，>，>，>，>，>，>，>，以至于毕业后父亲看我搬回家的三箱这些玩意，气得扔给我一句不务正业，他没等到我打开另两箱西医教材和书本，就摔门出去了。
当时只有省图书馆里的镭射影厅可以看到世界经典影片，而中南财经大学就在它的街对面，占了地利，他们的学生垄断了镭射厅的观看权。仅有的一次，是为了看>，软磨硬施地缠住师兄陪我去充当保镖，进场时还是被人挤倒在地差点被踩死，多亏师兄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提起，吓得以后再也不敢问津。只能在附院的电影厅里将就，以致工作后好长时间都没有进电影院的兴趣，直到>出世。
大学有一点好，下午多半没课，有的话也是一些思想品德之类的。天气好的时候会去东湖，看别人钓鱼，当然多数是翻院墙进去。垂钓者多是男人，中年人多半不喜欢交谈，沉默状，是孤独的思考者。我喜欢那些单就为钓鱼而钓鱼的乐呵呵的老头，像小时候为改善伙食跟父亲去钓鱼一样，为每一条钓上来的鱼而欢喜，还可以听一听他们的钓鱼经，听他们山南海北地神吹。
天气不好会躲进中南商业大楼的顶楼，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楼，有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会在那台陈列用的钢琴边弹琴。我会在不显眼处找个地方坐下，远远地背着他。那是卖家具的场地，没多少人，很安静。也许正如人们所说，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有病吧，从来没有人过来干涉过我。那时的中南商业大楼的周围大多还是空旷的菜地，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外面灰蒙蒙的一片，置身于舒缓的音乐里和明亮温暖的灯光中，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唯一不协调的是，每年总有一两个学生疯掉或自杀——跳楼的，割腕的，卧轨的——各种花样。我想，疯掉的多是对这样一个三流学院的失望吧——寒窗苦读十几年，却不想别人都在接受最新科技，忙着准备gre，toefl时，自己却一脚踏进死气沉沉的古墓（古墓是我们对中医学院的戏称，我进校时已经开设了新概念英语，但师资可是不敢恭维。几年前是没有英语课程的，要背的是医古文，读英语曾被讽为是不务正业）。
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班就有三个同学申请了退学，重新回到了高中复读，准备明年重考。有了榜样，我回家也对父亲说出我同样的想法。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我读完后，一样可以考同济的研究生，只是多一年而已（我一直是想进同济的七年研究生班的，但高考语文考砸了，因为同意被招生办安排，就被安排到了这个生源不足的中医学院）。再则从小我就身体不好，他不希望我再经历一次高三。
我用酗酒无声的反抗，母亲求我不要再闹，说再闹下去的话，父亲会绝食。
父亲的话不幸言中，我没折腾几天，就晕倒在第一节体育课上，吓得体育老师惊慌失措。
是一百米体能测试，跑到一半，没有任何征兆，我一头栽倒在地。
退学的事不了了之。后来和父亲说起，如果真是进了同济研究生班，那样的学习任务，恐怕真是捱不到大学毕业。
一直不太明白那些自杀的校友，虽然很佩服他们的勇气。但觉得那样的他们还是太过自私。
活着该有多好啊，还有那样多美好的事情要去做。为什么就不能多忍耐一下呢，说不定第二天就是转机。那样轻易地就丢掉自己，该有多可惜，还有双亲呢，怎么能这样无情的去伤害他们呢？
据说学院原来是美国育婴堂的旧址，解放后才发现那周围有很多孩子的尸骨，怀疑是被做过活体试验的。有人半夜里还听到过孩子凄惨的哭声。说得有些悚然。我一直没有听到过，也不知是真是假。
即使是有冤魂，但孩子的冤魂，也是善良的吧，不会去伤害无辜的人。
这世界真奇妙，短短几十分钟里，飞机上就座得满满的，放眼望去，黑压压的全是人头。而在希斯诺机场，同样陆陆续续地，等待入境的人少倾也站满了大厅。人生就象是一个集散地连着另一个集散地，组合，分散，生命在连接线上演绎着人生。
好不容易排到我，却被指示到检查区受检。因为是初次入境，需要体检及相关的一些材料。
查询的是一位老太太。我递上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和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体检算是免了。
她要过我的工作纸并询问我在英的住址。我告诉她我只知道工作纸上的那个地址。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在电脑里查看了一下，告诉我那是商业地址而非家庭住址。她说得很慢，而且重复了两遍。我不是没听懂她的话而是真的不知道我将住哪。她有些急躁，让旁边的中国孩子翻译给我听。我十分窘迫，那中国孩子也只能对她耸耸肩。旁边的人都在笑。在笑声中老太太和满脸通红的我对望了好几分钟，然后她低头去喝了一口水，也乐了，挥挥手放我过关。关口已无人排队，工作人员盖完印章，我算是真正地进入大英帝国。
说好会在外面等我的广东男孩子不见了踪影，大概等不及先走了吧。后来曾尝试打他留给我的手机号，是空号。以后再也没见着。顺着指示牌去取行李，东找西看就是找不到我的航班。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问一个穿着机场工作服的老头，他让我去问另一位坐在有瑞士航空公司标志房间里的先生。那位胖胖的先生看过我的行李票，让我在他面前的那台传送带上找。
我的行李已被取下放在地上。老板的那两个大药箱还在传送带上转悠。试着去搬，纹丝不动。左顾右盼，寥寥无几的大厅内，离我不远处一对年轻人也在取行李，那女孩正看着我笑。目光接触，她捅捅她身旁刚放好行李的男友，那高大阳光的黑人男孩笑嘻嘻地走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提下了沉甸甸的大药箱，再帮我整理好推车，我满嘴里只有谢谢，和他们挥手告别。
几件行李箱垒起来有我人高，我只能从行李后踮着脚露出头来看路。摇摇晃晃地，幸亏人不多，没撞着别人。推过长长的走道，看见有人在检查行李，我摇摇摆摆地过去排队。工作人员却示意我离开。乐不颠地出关来。抬腕看看手表，将近用去三个小时。
不谙世事的傻女孩不知道是被谁庇佑着，糊里糊涂地做着错事，居然还大摇大摆地准备让人家检查。要知道一旦药箱被打开，如此大量的药品是会被扣留的，如果有违禁品的话，后果会更严重。这是后来到店里上班后才知道的。也是上班后才知道公司里的大部分人回国回来都要经北京给老板带药，除非他们的家就在上海广州这样的航班直达城市。所不同的是他们都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为了工作签，为了后面老板能给续上工作签，也只能铤而走险。所幸，当我终于有机会再回国时，已供职在另一家公司，不用给老板带药。那是后话。
接机的人挺多，我看见人群中一个高高的中年中国男子望着我笑，大概就是老板李总了。虽未曾见过面，但他那有我的照片。果然，他向我走来，原来骑坐在他肩上的小女孩被放在地上，小手紧紧地拽着他的衣角。“小杨吧？辛苦了。”我忙道歉让他久等了，大致说了一下出关时老太太的事。他只是笑，帮我把车推到路口，让我等他取车过来。
天色渐暗，起初小女孩还叽叽喳喳个不停，没多久就沉沉睡去。我有些乏，靠在座位上，看窗外的灯火闪烁。这就是英国，我即将生活的地方。
汽车在暮色中行驶。李总时不时给我介绍街边房屋的建筑风格。维多利亚式，歌德式或罗马式。
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我的住处就在诊所的楼上。李总帮我拿下我的行李，又取出两个黑塑料袋。
狭窄的木质楼梯吱吱呀呀，惊动了住在楼上的穆大夫和她的女儿。她们出来一起帮我把行李拿上楼。李总打开黑塑料袋，是两床棉被，两个枕头和枕套。他忘了带床单和被套，有些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让我将就一晚，明天再给我送过来。并让我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把我托付给穆大夫后离开。
穆大夫送来一碗热腾腾的排骨汤，让我趁热吃。我不饿，谢了她。她说那就等凉了以后放进冰箱里，留给我明天作早餐。她也来自武汉，让我倍感亲切。寒喧了一会，她让我去整理行李，以便早些歇息。
我的房间临街，暗红色的窗帘大概常年未洗，有些发乌。窗下是一张简易的书桌和一张凳子。左手靠墙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断了两根横梁。我把旧的被絮铺上，再铺了枕套意思了一下算是床单。枕头上铺了带来的新枕巾。盖上新的被褥，合衣躺下。（卫生间里只有浴缸没有淋浴头，浴缸里黑黑的，怕脏不敢用，得买了盆子接了水才可以冲凉。）
再睁眼时，窗棂外已透白。抬腕看手表，凌晨四点。窗外汽车碾过马路的声音就在耳边。翻了一下身，闻到枕巾下散发出来的些许异味，再也没法安睡。起身，轻轻下楼到诊所里坐下。
诊所店堂很大。我坐在进门左手边的柜台后。柜台是一张硕大的仿檀木办公桌。后面靠墙是一字排开的分格的草药架。草药都装在透明的塑料瓶内。瓶外是标签。中成药放在柜台里及其旁边的玻璃柜中。
对面墙上挂着两副字画。一副是岳阳楼的山水画，题有岳阳楼记。另一副是字。纂书。上联“梅兰惠质”，下联“松竹高节”。墙下是四张藤椅。墙角放着两只高大的景泰蓝花瓶。
邻街的橱窗下摆着两只布艺沙发，浅灰色的布面上是深棕色的斜纹。沙发中间的茶色茶几上放着一些过期的英文杂志。如果穿过柜台，从大门径直往里，拾阶而上是两间并列的治疗室。治疗室的右手边是一扇门，通向楼上我和穆大夫的住处。
我坐在柜台后的升降椅上，把腿搁在柜台上，看街上的车一辆一辆驶过，一直到天亮。
穆大夫起来后，带我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急匆匆地赶火车上班去了。她说星期天可以让她女儿带我去中国城买电话卡。临时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张五镑的卡打回家里报平安。
饥饿不期而至，把仍在飘荡的思绪拉回到现实。吃完排骨汤，才意识到得解决吃饭的问题。穆大夫说我可以用她的那些炊具，等安定下来后再作打算。我去街角的safeway买回油盐米菜和饭盒，付帐后拿回一些硬币，坐在床上研究了半天才大致弄清楚了2磅，1磅，50便士，20便士，10便士，5便士，2便士，1便士的不同特征。再看看账单，换算成人民币，吓得心砰砰跳。
逃到街上，一家店一家店地闲逛。蓦然发现街上鲜有白人。出出进进的多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黑人。后来才知道伦敦的东区是他们的积聚地。中国人称之为阿差区。据说是由他们几点显著的差劲而得名：一是脏，卫生差；二是不守时，信誉差；三是喜欢讨价还价，付帐差。
在一家阿差店里意外找到了海天酱油，几分惊喜地买下。（后来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的阿差杂货店里都有卖，老陈醋倒是没见着），再回去时发现床上多了一套崭新的被套和枕套。
星期天和穆大夫的女儿去中国城。伦敦的地铁古老而先进，路标鲜明，一看便知。英国的交通是左行，所以上下电梯时大多数人都靠右站着，留下左边的空间给赶路的人使用。所以即使是朋友一起逛街，也多是上下站的，并排的话就挡了别人的路，让我有些不习惯。
中国城逛得我有些晕，找不着北。
一种奇怪的感觉，一走进中国城，你就可以闻到一种只属于中国人的气息。不是那有着异常鲜明特色的牌楼，各种招牌和中国文字，也不是空气中飘散的食物的味道，人们说话的腔调和有些油腻的街道，而是从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你能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无声无形的气息，哪怕他们都背对着你。
繁华的牛津街上人头躜动，见识了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哈罗德（harrods），让你明白什么叫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就单说针头线老这些在国内的很多商场超市都已绝迹的小物件，在它那独占一区，柜台面积就差不多有二十来平米吧。但口袋里只有一千镑的汇票，也只能过过眼瘾。
下午回来，店里的钱大夫和前台告诉我李总来找过我，让我一回来就给他电话。电话接通，他让我整理好行李，准备晚上出发。钱大夫问我去哪。我说不知道，李总没讲。心中不免有些惶恐。钱大夫看透了我的心思，哈哈大笑，说，小杨啊，英国没有人贩子。我苦笑。
等到晚上九点多，李总来电话说今晚走不了，明早四点再出发。我追着问去哪，他说明天再告诉我。无奈之下，只好再铺好床，一夜浅睡。
户部巷在徐东平价开设了小吃部。带着侄儿看完东湖海底世界回来，顺道去了一次。
两个人连十块钱都没有花完，半大小子的他说是这次算是便宜死了他小姑我。烧麦还是那样油腻，还放了过多的味精，鱼粥粉有些腥，还是不喜欢热干面过重的碱味，豆皮还不错，是老通城的口味，但蛋皮不及小乐川的。还是油条和豆腐佬吃得最舒服。
东湖面貌一新，只是门票偏贵。除去了矮枇杷树丛的湖间甬道，是挺拔的松树和水杉，目光穿过树间，畅通无阻，一片一片的湖面波光粼粼，其间的甬道就像是缠绕于湖面上的绿色丝带，美不胜收。
而从楚城上极目远眺，碧波柔柔，白帆点点，晨曦中的轻烟缭绕，夕阳下的水天交映，细雨中的烟波浩渺，薄雾中的烟雨凄迷，白雪里的银装素裹，还有华灯初上，夜风习习，星星点点，荷花飘香，腊梅暗涌，时时让你心旷神怡。那是我在西湖找不到的。
但西湖有一点却是真实，那真是美女如云，看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一付花痴模样。
不是说东湖就不出美人，毕竟是三五成群，拖家带口，健步如飞的人居多。况且东湖和磨山这么大，不像西湖，特别是傍晚，船家也收工了，多数人只在岸边走一走，沾沾湖气，不去挤占二潭映月那些狭小的空间，也就能蹬着高跟鞋，长裙飘飘的作婀娜状。而在东湖，作此装扮的人全都去了茶雨轩那样的地方，品茶品画品音乐去了，无缘如此接近。
但美女看长了看多了，很容易伤着自己。
看到我那一付唉声叹气，自怨自怜的死相，朋友呵呵一笑，哎呀，这西湖啊有什么好的？！君不见众多的平常女子，吓得都不敢出门？说得我当场就乐了，一蹦三尺高。所以怎么说的呢，士为知己者死。
从小就期待奇迹的出现，一直期待十八岁的来临，只为误信了那句女大十八变的古训。直到二十岁，十几年不见的小学同学见了我，头一句就是我还是那个样一点都没变的话，彻底让我死了心，不再期待老天爷的恩宠。前几天再听这话，是从大学同学那得来，也是好多年未谋面，权当是褒了，毕竟年近不惑，还能一如往昔，也该知足了。
在东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是教授的儿子，那个曾担心我活不过大学毕业的教授。
小夫妻俩带着一个刚刚学语的男孩，教着爸-爸，妈-妈的字眼，眉开眼笑。
擦肩而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事隔多年，即使迎面站着，估计他也记不得我了。教授去世时是在学院办的追悼会，我们见过几次。他那时还在读高中，但整个已是教授的翻版。
得知教授住院时，我读大四，还有一年就毕业。在附院实习的师兄告诉我他得的是亚急性肝坏死，我一愣。
没有人能体会我的惊骇。当时已是四月末。
显然老天爷并没有听到我夜夜的祷告，似乎还在有意捉弄——教授离世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
听说是因为有传染性，附院那边不愿为他开追悼会，结果是系主任接了活，出殡的那天是班里的男生抬的他去火葬场。
我被安排在出殡的前一夜陪他爱人守灵。
灵堂很简单，就设在他生前的办公室里，在一楼。花圈都放在走道里和大楼外。里屋是他原来的休息间，临时在门口放了一张床给我们这些陪伴休息。
本来是两个女生一起的，但我们班就七个女孩子，临到我就落了单。事后也想过那时最要好的朋友选择和另一个女孩为盟的原因。可能她也觉得有些离奇吧。不想深究。
我一向是看到丧事绕道走的人，除了祖父母和外祖母的。后来当医生了还是这个习惯。那晚临去前，站在空旷的篮球场上，抬头望向星空，我告诉自己，他是我的老师，只会帮我的，不用害怕，祈祷他一路走好，深深吸了一口气，心情就平稳了下来。
尽管楼道里黑漆漆的，对面的洗手间里也只有透过窗户洒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也不知道那些灯泡坏了多久，黑黑的落满灰尘，挂在那里，也没有人给换一换。）我却没有了一丝不舒服或害怕的感觉，不可想象地那般从容。倒是师母总有些不安，出出进进都喊上我作伴。
半夜突然被人拍醒，一个机灵，睁开眼，四周无人，但那拍在腰部正中一掌的温度还在。
黑暗中里面床铺上的师母也有了动静，她拉亮了灯，要我过去陪她。
看着她有些惊恐的样子，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有些疑问——大半辈子的夫妻，刚才如果真是教授回来的话，做了什么让她惊恐的事呢？过去偎在她身边，半睡半醒到天亮，没有任何异样。
只是从那以后，困扰我多年的痛经和经期紊乱不医而愈。多年以后说给母亲听，她已看多了我的诸多奇遇，只是笑笑，将信将疑。
写完这段文字，门被风吹开，在这异国的冬天。风轻柔地拂过，些许的凉意中有一丝意想不到的温暖与柔和，像很多年前游过我双腿间的流水。
若是教授有灵，他会听到我说的谢谢。
汽车在黎明的微曦中急驰。出了伦敦，过了希斯诺，上到高速公路上，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和树林。空气格外清新。在国内困扰我多年的过敏性鼻炎这几天不翼而飞。呼吸顺畅，心情也舒畅起来。太阳出来，就在不远的天空。奇怪的感觉，好像英国的大地更接近天空，似乎触手可及。
车驶过swindon，李总告诉我公司在那有一家店。而我将去cardiff，那是新开张的店，培训经理也在那。
一路经过bristol，在那工作的是一位上海女大夫，英文很好。李总说，在英国就得转换思想，要把医疗进入市场。前面有个员工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培训期间都没有在家做过饭，两个月就出了师，工资涨了一倍。他不知道我很多东西不沾嘴的坏毛病，我自己知道。说不做饭那是哄他玩的，虽然并不怎么会做。但因为有培训经理，也知道了目的地，心里踏实下来。他说什么我都一个劲点头，愉快享受行程。
住所就在市中心，离河边不远。李总说走去店里也就10分钟的路程，公司当时租下来时都考虑到了职工的利益——不要再花钱在交通上。二层楼的房子。楼上住着一对中国年轻夫妇，男的留学读完博士留校任教，女的还在读书。我的房间是楼下的会客厅改的。大夫住我隔壁的房间。她是北京来的，五十刚出头，有些臃肿的身材和稀松的头发与她的年龄不太相称。从背后看像一位六十好几老太太。放下行李，跟随李总及老太太去麦当劳用早餐。
培训经理已笑容可掬地在那等候。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虽然打扮比较入时，但还是可以看到些许学生的影子。
见了我，她笑，“哎呀，可把您盼来了！杨大夫您看上去可真年轻！好不容易星期天休息，为了给您接风，这不，李总非让我出来作陪。”
话怎么听怎么都有点带味，但我喜欢她圆圆的脸上灿烂的笑容，笑着什么也没说地回应着她。
点餐时李总笑着问培训经理，“柳啊，你就吃牛（柳）啊？！呵呵……”柳经理抬头笑望着他，眼睛里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话。
老太太还在念叨着生意，坐下来用餐也没停，
“老板，您看看，这三副药下去，她腹部的肿块就消失了！她好感激，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的！”
老太太容光焕发，一连说了好几遍。
李总就那样微笑地听着，什么也不说。
我在一旁埋头解决那硕大的鸡汉堡。
柳经理就笑，“得得得，您老怎么就不说说那些没治好的？！”呛得老太太张嘴半天没吐出一个字。
李总哈哈大笑，打圆场说是不是开店的时间快到了，让我回家整理休息。
老太太说“还休息什么？不赶快去店里先去熟悉熟悉？！”一脸的忠贞。李总停下来看着我，我说那就去店里吧。
一行人移步去店里。店面很小，并排站三个人就有些拥挤。里面是用薄板隔出来的一个治疗室，刚好放下一张治疗床。两个前台女孩子微笑着招呼我坐，老太太大概被经理呛得还没缓过劲来，丢下一句，“坐什么坐！你们都没坐，哪轮得到她？”她俩尴尬地笑笑。
柳经理正色进来，老太太缩进治疗间。李总只在外面站了一会，交还我五百镑现金作为生活开销后离开。柳经理今天休息，交代我今天只看看，熟悉一下就行，随后也离开。
她们很忙，客人不断，我无事，就帮女孩子们找找草药瓶。听着那完全陌生的威尔士打圈圈的英语，一头雾水。
晚上回到家，老太太问完我在国内的情况，语重心长，“小杨啊，这英国可不比在国内，你得什么病都会，要不然怎么给老板挣钱？这内、外、妇、儿、皮肤、五官你都得会，还有疑难杂症。你看看，这店里有多少疑难杂症？在国内我可是专看疑难杂症的。治好了多少病人！远的不说，就说在英国我前面行医的那个小镇就天天有人给我送花啊巧克力的。我用的可都是经方。经方，知道吗，那可都是中医的精华啊！”
我连连说是，头点得像摇拨浪鼓。
“明天我把我的那本李林的《实用中医皮肤病学》给你，你拿去好好学，作好笔记，不要让小柳知道，否则她不会让你学的。这里头复杂着呢，你慢慢就知道了。”
房东是一对和蔼的白人老夫妇，给我买了张新单人床。厨房里厨具餐具俱全，单是洗衣机有问题，说是过一段时间给换新的。
cardiff是威尔士的首府，虽不及伦敦的繁华拥挤，但也自有他的威严。一条小运河绕城而过，又给它添加了几分秀丽。
市中心的步行街宽阔而平整，商铺的是大理石或是其他什么石材装饰过的灰色墙面透出冷峻的肃穆。cardiff carsel则有着它独特的古朴。我们每天从carsel前街对面的商铺前经过，看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流。carsel旁的park是我每早跑步的好去处。
老太太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店里。见我答应和她一起早去，十分高兴。临下班时她偷偷塞给我李林那本书。我装进背包里。
不断有中国留学生来找工。我的工作主要是抓药。在国内工作那么多年，因为过敏性鼻炎的关系，去中药房的次数都数得清，很多草药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站在柜台后，我告诉自己，杨洋啊杨洋，这回你可长见识了。柳经理忙着让那些来应聘的学生试工当翻译，无瑕顾及我，让我每天听bbc的新闻以提高英语的听力。
抓了三天的药，很快就认清了各种药的模样。病人川流不息，每天都有百八十的方子。我累得有些气喘。晚上回到家，脚疼得厉害，脱了鞋袜，才发现脚肿过了脚脖子。被鞋勒得生疼。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淋浴的时候，拿着莲蓬对着小腿冲了好长时间，直到两条腿通红。水溅到地砖上，有些滑，用拖布拖干，回床上坐下，把两条腿搁在被子上，开始按摩，听见老太太起身出房。
没想到出来才五天就这么想家。但在深圳打工的经历告诉我再等等看。我给自己一周的时间，一周后如果还是不行，就买机票回家——是请病假出来的，国内的工作还保留着。
隐约听到轰的一声闷响。竖耳听，又没了声音。刚准备躺下，却听到老太太的呻吟声。迟疑了一下，猛然惊醒，跳起来直奔浴室。老太太仰面躺在地砖上，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痛苦地呻吟着。一只脚上还挂着她从国内带来的已磨得光溜溜的棉拖鞋，另一只脚光着，那只拖鞋远远的歪躺在马桶旁。她的头搁在门栏上。
我吓得哆哆嗦嗦伸手探在她脑后摸了摸。有一个大包，没有出血。让她别动，从冰箱里取出冰块用毛巾包好，方在她脑后的肿块上。跑出来在楼梯口喊楼上的夫妻下来帮忙。
他俩匆匆下来，问我什么事。我嗓子发干，就快没哭出来。请他们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老太太听见忙喊不用，挣扎着坐起来。我赶紧过去，问她脖子怎么样。她说还好。我劝她叫救护车，我手上还有一千镑，要不然她若有什么事，我可怎么交代。老太太摆摆手，招呼我们过去扶她起来进房休息，她说她心里有数，让我不要担心。
小夫妻关照我晚上精醒一些，上楼去休息。老太太一夜呻吟，直到凌晨四点我才迷糊睡去。
睡得太沉，没听见闹钟响。再睁眼时已是八点二十。慌忙起床，老太太已在厨房热牛奶，行动十分迟缓。我内疚得不行，一个劲问她怎么样，她反过来安慰我说她没事。
这一天没能早到，老太太说在国内她就养成了提前半小时到医院的习惯。我只能劝她现在是非常时期，要多休息，早点康复就可以早点多出力。
每天早晨不用再象往常那样匆忙，尽管步行去店里的时间由原来的二十分钟增加到三十分钟，我仍有充足的时间来晨跑。我不善厨艺，且多素食，以填饱肚子为准，老太太是非见荤不可的，也就只能她自己下厨。我只能给她熬熬草药（老板从伦敦寄来三七粉让她兑着草药喝），洗洗衣服（没有洗衣机，只能手洗），睡前再给她按摩按摩。待她睡下，我就能坐下来看那本皮肤病的书。
柳经理每天下班后开车送老太太回家，我就坐顺风车。原来柳经理的午饭都是老太太前一天晚上给做好带去。出事后柳经理不让她管饭，但老太太坚持，柳经理只好隔三差五地送来食品，省得老太太出去买菜。
第一个休息日上午去警察局登记，下午按预约好的时间和老太太一起去注册gp，顺便也说了老太太摔倒的事，gp检查了一番，只是让她多休息。留了尿样，很快就收到了医疗卡。
转眼过了两周，我的腿消了肿，也慢慢习惯了不午睡，生活忙忙碌碌，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但唯一害怕的是老太太的呻吟声。
一天柳经理对老太太说，“您啊不舒服这大家都知道，但您一直哼哼，人家小杨会很难受的。她也不是故意的，又才从国内来，不要给她太多压力。”
老太太以后就只在家里哼。
我一直在抓药，翻译由柳经理带着学生担任。店里打全职的是老太太，柳经理和我。另有一个女孩子每周固定来上两天的班。老太太每周都干七天，我和柳经理每周轮修一天。不太忙的时候是两个前台，忙起来三个都不太够用，但店面不大，每周有三天是三个前台。柳经理一直在来打工的学生中寻找合适人选。
一天来了一个女孩子，高高挑挑，又漂亮又和气，才来cardiff大学读国际贸易的研究生。她在国内是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英语十分流利清晰。我想这回可找对人了。她工作了一天，柳经理让她第二天接着来上班，但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来。
第三天一早就看见她在店门口等着，向柳经理道歉说昨天因为临时有课来不了，又没有手机也通知不了。柳经理就让她回去等通知。她出来和我打招呼，偷偷说工作太累，工资也太低（二十五镑一天）。我劝她坚持一下，是很累，但习惯了就好了，她英语这么好，工资也许很快就加上去了。她眨眨眼只是笑。柳经理后来提到她，说她工作态度太差，尽管英语很好，也不再试用。以后只在街上看到过她几次，远远地点头微笑。
固定上两天班的女孩子小叶星期天和我对班。她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小主妇。和老公同在cardiff大学念药理研究生。小夫妻俩原来是大学同学。一起出来留学。我说药理是一个在英国很好找工作的专业，她说现在读得人太多，就业已不如从前，他俩准备继续读博士。真让我羡慕。
来了一位念博士的男孩子，三十出头吧。大家都老陈老陈地叫他。很风趣随和，常逗得大家哈哈笑。柳经理绷着的脸缓和了很多，气氛轻松好多。这样人员算是稳定下来。
周末老太太包了包子，请柳经理，老陈，小叶夫妻俩和我聚餐。
老陈做了蔬菜沙拉，一行人吃得兴高采烈。老太太说想把儿子弄过来读书，请柳经理帮忙，因为她有朋友专门是做留学的。柳经理让她不要担心，她一定会请她朋友帮忙的。
吃过饭，柳经理和老陈开车离开，小叶夫妇住得近，留下来聊天。他们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还不太清楚，希望以后有机会去读书，将来能在医院里找到工作。小叶说她认识的一个针灸大夫，英语很好，现在就在几个固定的医院里扎针灸。让我先过了语言关再说。
散后一直在想小叶的话。记得新东方的刘校长曾说过他在美国看电视练听力的事，因为电视上有字幕。考虑买台电视机。
去卫生间刷牙，看见厨房里亮着灯（去卫生间必须穿过厨房）。走近，听见老太太在说，“她想去医院工作呢，老板。我会教育她安心工作的。”我伸手推门进去，她侧身见我进来，对着手机说，“我在洗碗，拜，拜拜。”挂断手机。转过身乒乒乓乓地弄着水池里的一只碟子。
我径直去洗手间，佯装什么也不知道，心里却暗暗叫苦。
周二小叶来上班，我问她二手市场及电视机的事。她说她才把她那台小的卖了，要不然可以给我。卖了三十镑，搬走时还给了来买的中国女孩子五镑钱让她打车回去。笑着说要是给了我，搬过来就成，还省了打车费。说好休息时带我去看。
柳经理闻讯出来，问我是否真的想买电视机，她说她想换台大的新的，旧的可以给我。我说可以呀，笑问她价钱。她说“五十镑，我给你拉到家里。”
我继续笑，“能便宜一点吗？”
她正色，“少一镑都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噤声，告诉她我考虑一下，小叶在一旁吐舌头。一下午都没再见柳经理展笑容。
出来前，弟弟曾说过，一个人在外面，宁可钱吃亏，也不可人吃亏。
第二天拿钱给柳经理。下班后她把电视机给拖了过来，告诉我如何使用后帮我调好频道，让我着重听新闻和天气预报。
老太太进来，惊叹，“五十镑就给她了呀，这么便宜啊！”没人回应，她讪讪地坐下。柳经理说老太太已经买了tv licence，我才来，工资又低，又不知道能呆多久，暂时就用老太太的。以后如果长期留下来，就和老太太平分费用。说完看着老太太，老太太直点头，我谢过她们。
星期四，柳经理说bristol那边前台请假，星期五我得过去顶一天的班。
我担心我的口语，她笑，说那里的大夫是位漂亮的上海女大夫，英语很好，让我不用担心。
老陈听了，笑问，既然是位漂亮的女大夫，干脆派他过去得了。
柳经理回他，“少作梦了，啊，你，没你的份！”
写给我那边的地址。老陈捧心作伤心装，惹得大家笑。
要坐早上六点十八分的长途汽车（coach），天还未亮，老太太担心我的安全，一直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路上小心。
bristol的店也在市中心的shopping centre内，离coach站不远。但因为是第一次去，还是有些找不着方向。拿着地址问路，才发现galleries shopping centre就在眼前。街上人流滚滚，商铺林立，比cardiff要繁忙一些，颇有些小伦敦的意味。
店面不在正厅，在旁边的走道上。时间尚早，我坐在走道的入口处等。
女大夫急急得赶来，说是为了减肥每天步行一个小时来上班，我看她挺苗条的，看来效果很好。是很漂亮，齐耳的蓬松的直发，很端庄。她换上咖啡色的套裙，正规而不失典雅。告诉她我口语不好，她说那就由她来说，我帮着抓抓药就行。
不知她从哪里得知老太太摔倒的事，有些解气地说，“这死老太太，她也有今天！摔死她才好！”
我一惊，赶紧说，“可不能这么说。这都够我受的了。要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交代？！”
她忙改口，“那也是，她要有什么，你很难办，但那也不是你的错，是她的报应！小杨啊，你可不知道当初她怎么害我来的。”
她说当年她回国探亲，老太太过来顶她一个月。那时老太太还在伦敦的库房帮忙，没有固定的店给她作大夫，bristol那时还算是新店。她见老太太年龄大又不会英语，一个人也挺可怜的。一切帮她打点清楚才离开。哪知老太太想留下来，天天加班加点，还向病人拍胸脯打保票收治疗费，把营业额提高了。等她探亲回来，老板把她留在伦敦几个店晃悠。
好在前台对老太太心存不满（老太太加班有加班费，前台是没有的），加之有病人对治疗不满意，回来退款，前台顺便也告了老太太一状，她才得以回来。
“我回来退了六个病人的费用，老板才没再说什么。”
我仍能感觉到她恨恨的。
“这个老太太，心可坏了！你跟她住一起，小杨，你可得防着她点，她可是天天打电话向老板娘汇报的！”
想到那晚老太太在厨房里打电话的事，我谢谢她的提醒。
临来前老板让我好好跟她学学皮肤病的治疗——她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皮肤病专家。我向她提及，她问我老板给没给我那本李林的《实用中医皮肤病学》，我摇头，没提及老太太给我书的事。
“小杨哦，公司的大夫可是人手一册的，你得向老板要！”她鼓动着。
我只是轻笑。她给我看她的那些病历处方，同时问了我一些针灸治疗方面的事，我一一作答。
下午柳经理来电话关照大夫让我早点下班，好赶5点10分的那班车回去，正常下班应该是5点半。
培训的时候，柳经理特别指出象杜仲一类比较贵的药材，不管大夫开多少，最多只能给5克，因为并不如其他普通药材般随意发货。柳经理说，每副里都有一点总比没有的强。
下午她的一个方子里杜仲是20克，我想她这里病人并不太多，给了10克，她出来看见，说不够量。说了培训的事，她撇撇嘴，“别理她们那一套，我这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她（老板娘）从没给我少过药！”我遵令行事。
5点不到，她让我收拾东西去坐车。
回到家天已漆黑，老太太在厨房等我，给我预留了饭菜，有些困，胡乱吃了一点，早早睡了。
第二天去上班的路上，老太太问我bristol的大夫如何以及她们的营业额。我只说大夫挺好的，因为早走，不清楚营业额。她欲言却止。
得空的时候，柳经理过来偷偷笑着问我“孙大夫（bristol的大夫）没告诉你她和老太太的恩怨？”我装傻说没有。“老太太没问你孙大夫那边的情况？”我说了一下早上的情形。
老陈探过头来问其中缘由。
“她过去顶人家班时想抢人家的店，结果孙大夫赢了。以为自己谁啊，仗着老板娘跟她亲，就以为她自己是老板了？在店里指手画脚的！
就说小杨你来的那天吧，李总让你休，她偏要你上班，不知道上班是要给工资的呀！“柳经理眯起眼，”不过，那孙大夫也不是什么好货。“
原来孙大夫刚来公司时很得老板器重，派她去各店视察，结果大部分医生都被她告了一把。特别是birmingham的李大夫。
那时候birmingham的店是公司第一家在shopping centre里的店。
“她大概是想留在那吧。人家李大夫在公司干了多少年？老板很清楚他的医术，没动李大夫。至今李大夫都不睬她。据说她也告过我，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来打临工的学生，她都不放过。老板打电话问李大夫，李大夫替我说了公道话，老板才没说什么。”
老陈感叹，“革命斗争啊！”仨人全笑。
老太太出来，见我们散开，讪讪地说累得厉害，让我帮她捶捶背。
“哎哟，您这就累了？不是成天哭着喊着要做shopping centre吗？”柳经理没饶她。
老太太苦笑，“瞧你这孩子说的，我什么时候哭着喊着了？”
我过去给她捶背。老陈扯了一下柳经理的手，制止她再说什么。
晚上回到家，老太太坐在厨房里直哼哼，为了白天柳经理挖苦她的事，气还没顺。
我劝她算了，柳经理就一个孩子，说话不知轻重，再说人家才用车把您送回来。
老太太急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这么大的年纪，老被她一个小毛孩训，太不象话了！”
我现在比较知道她了。前脚楼上的夫妇帮她打听完她儿子来读书的事，才一上楼，她就说人家是乡里人，没教养，脚步声太重，开关门的声音太大，一脸的不屑。
无言以对，找个理由躲进自己房间。
记事起，第一次晕倒，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晨会上。
秋天，刚开学不久，所以校长训话的时间长了一些。当我感到他的脸越来越模糊，声音越来越遥远，摇头想要使自己清醒时，不明就里地倒了下去。
同学把我扶起来靠在她后背上，班主任老师认为我不守纪律，过来想纠正我时看到我惨白的脸吓得尖叫，晨会草草结束，我被抱进教师休息室。
这当然是醒过来以后才知道的，只是有些诧异居然没有吓着当时扶我起来的女同学。也许是那时还太小的缘故吧。十几年后再遇见她，她在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卖糖果。看到她甜甜的笑脸，我就知道谁都会忍不住停下来买一些她的糖果带回家的。
村里的孩子刹有其事地说当我晕倒后晨会解散时，很多人都看到校门口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坐在学校的铁栅栏门上一闪而过。父亲下班回来，他们围着他从村头一直跟到村尾我的家，他还没进门，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但父亲什么也没说，摸摸我的头就忙着做饭去了。
我听见村里的老人们背地里议论说那白胡子老头应该是我的爷爷显灵，因为他死得冤，回来是想让父亲替他平反。但村里的三姑六婆却说说不定是菊英回来找我来了。菊英是我儿时唯一的伙伴，和我同岁，六岁那年不幸溺水而亡。
爷爷很瘦小，很难把他和老人们口中那个居然敢打日本人耳光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记忆中的他左额上有一个很大的包，父亲说那是气瘤，大概是他在新疆流放八年抑郁而成的吧。父亲曾带他到武钢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不碍事。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褂，坐在后院的葡萄藤下看那些发黄的老厚老厚的线装书。又常常因为看过了头以致忘了灶上的饭菜，引来奶奶不满的骂声，却总是一声不吭地急急忙忙地去补救。
连母亲有时都看不过眼，笑着问奶奶怕不怕被她学了去将来同样的对待我的爸爸，奶奶这才有所收敛。
多年后母亲每每提及，都不太相信爷爷的好脾气。她总说，哪里能看得出你爷爷是扇日本人耳光的人，还让日本人给他赔礼？！看来爷爷确实是扇过日本人的耳光。父亲后来说爷爷那样让着奶奶也是在补偿他所带给她的苦难。
我和爷爷并不太亲近。
总有些怕他，却又总是喜欢在他身后偷偷地看他看书的佝偻的背影。有时被他发觉，他就会取下那个断了一支镜脚却用白细索子线绑好的眼镜，回过身来看着我。但往往不等他说什么，我就跑开了。现在想起，总是会不觉地想，要是不跑开的话，爷爷也会抱一抱我的。
后来看见父亲细心照料侄儿侄女的情景，总是有些羡慕和酸酸的醋意，有一次终究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爷爷没抱过我。父亲说我傻，怎么会没抱过呢，只是抱得少一些而已。他身体又不好，后来就抱不动了，连较重的家务都做不了了。
爷爷那天傍晚被叔叔用板车拖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角鼻子里在流血，脸色惨白的蜷在那里，很小很小的，一声都不吭。第二天爸爸下班时买回了罕见的香蕉，全都拿进了爷爷的房间。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沉默，我和哥哥挨得紧紧地，也大气不敢出。两天后爷爷过世。那一年爷爷虚岁六十。
是爸爸工厂里派来的大汽车送我们去的火葬场。
那口棺木是大队里公用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把它放在大队幼儿园后面的房间里，每每看到它，总让我想起在火葬场里棺木打开后爷爷躺在里面的样子，总让我觉得他还在那里，想去摸一摸他的脸。
那是我第一次那样仔细地看他的脸，像睡着了一样，似乎还在对我微微笑着，我明白了他就是我的爷爷，我不再怕他了。那时的火葬还是开放式的，爸爸抱着我，就在火炉旁，我看见爷爷被大人们抬着送进了炉火中。我知道从此我的爷爷没有了，那一年我四岁。
很多年以后跟随父亲回老家，父亲告诉我那个和叔叔打着招呼的年轻人就是当年带头整死爷爷的红卫兵。父亲说，当时他才十来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能让他承担些什么呢？逝者亦已，算了吧。
也许是随了父亲的基因，我连那个人的脸都没愿意看清楚。但父亲只有一点，那人多年来一直尝试和父亲搭上话，都没能实现。父亲说他自己不可能装着没事人一样和他闲聊，虽然爷爷的死多是历史问题。
他们拉爷爷去开批斗会，让他站在据掉了一条腿的八仙桌上，整个下午连桌带人地掀倒了多少回，没有人知道。
等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父亲才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补发了毕业文凭。四十多岁的他拿到了十八岁时就该拿的文凭，成了我们家的传统笑话。
叔叔和大姑妈曾多次要求爸爸写信上访给爷爷平反。父亲总劝他们算了。说人都死了这么多年，名不名的已经无所谓，爷爷地下有灵会知道的。
有一次有些争执，父亲的嗓门有些高，他说爷爷从新疆回来后如果不坚持上访，就不会死得那样早。
“上访上访，你们知道些什么！”叔叔和大姑妈哑口无言。
叔叔是不知道什么的，刚解放爷爷被抓走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大姑妈又坚持地写了好几年的材料和信件，终因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而罢手。
而菊英，我知道她是不会回来让我去和她作伴的。
是夏天，村里决定抽干吃水塘的水捕鱼分。那时农村里还没有自来水，顾名思义，吃水塘就是为了吃的水而挖的水塘，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吧。打小我就知道人们是吃深井里的水，担回家打上明矾放在水缸里，后来就是摇井里的水，吃水塘是洗菜洗衣的地方。
捕完鱼后再从周围的塘渠里把水抽回来。那些小沟小渠里的水就会被抽得剩不下多少，这时就是孩子们的节目了。每家每户大大小小的孩子就会拿着脸盆瓢之类的，自围一段，筑起泥巴的篱笆，浇干里面的水，捉小鱼小虾。
其实不光是对孩子，对每家每户来说这也是改善生活的大日子。
只有劳动力多的家里会分到多一些的鱼，大部分只能分到一两条，一两餐的供应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像我们家也只是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后的那一年才给分了一条，那以前是没有份的。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随父亲搬进了城，也就没了机会再分。
家里有能干的哥哥和弟弟，这些事我从来就没有沾过手。高兴的时候只会站在一边看他们在泥里战斗。但他们多会嫌我碍手碍脚，我的任务就成了在家里看着水桶里他们的战力品，以防被隔壁的猫们给刁了去。
那天午后菊英的爸妈急火火的过来问我有没有见过她，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菊英她一直没有回来吃午饭，有人看到她也捕过鱼。
知道我没有，他们就急匆匆地去了学校，那周围也有好多小水沟，也是孩子们爱去抓鱼的地方。因为他爸妈的语气不太好，哥哥弟弟和我都没有跟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又回来了。周围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大家都有不好的预感。她妈妈一看到我就哭了，说我肯定知道她在哪，求我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堂屋里满是人，僵持中只有她妈妈的哭声。我的身后只有哥哥和弟弟。
从人群里传出了低低的哭声，那是隔壁的小妹妹。她姐姐忙哄她不怕不怕。她抽抽泣泣，说菊英早上是和她在一起。抓完鱼，两个人一起到吃水塘边去洗身上的泥巴。等她洗完脸从水里抬起头，却不见了一旁的菊英。
没等她说完，他们就拖着她涌向塘边，本村的一个叔叔一个猛子扎下去，一会儿浮起，说是下不到水底，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大人们说只怕是要找一个火气旺点的才行，说话间已有人找来了幺爷，他是会些工夫的。
我站在芦苇丛的边上远远的看见，幺爷一只手托着她浮出了水面，她的左脚光着，右脚上穿的是她那只淡蓝色的塑料凉鞋，两只手臂垂着，一晃一晃的，手紧紧握成拳头，握住的只是一些泥沙和几根水草，淤泥随着水在往下滴。
我弯下腰，干呕了起来。
第二天，他们用薄板为她作了一个小棺材，把她埋了。
村里的大人们就说她迟早会回来带我走的，因为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吓得晚上只有用被子蒙住了头才敢睡。每天去塘边洗菜，总觉得水里有一种东西想把我吸进去，只得先用一只脚牢牢地绊住塘边粗大的柳树根。
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三年。很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为她或这种害怕哭过。
隔壁的姐姐给了我几根雪里蕻腌菜，我高兴得跑去塘边准备洗干净当零食吃。不知什么原因，直到我冲进了水里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已经停不下来了，水位愈来愈高，我恐惧得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我停住了。慢慢睁开眼，夏日午后的阳光十分耀眼，水没到了我的胸口，温暖的水流在两腿间穿来穿去，像是轻纱拂过，非常舒服。
回过头，看见在旁边水塘里饮牛的大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张大的嘴啊啊了两声，没再说什么。尾随我而来的姐姐也傻了一样站在岸上。
回过神，我才发现我的两只手还高高地举着，手里是雪里蕻腌菜。不好意识低下头去洗雪里蕻。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菊英是不会带我走的了。
母亲有一次回乡回来，脸色有些不对劲，我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菊英，我点了一下头，那时我已经在读大学。
母亲眼里泪光闪闪，她看了我一眼，转过视线说很多年以后菊英的父母又生了一个女儿，那女孩现在活脱脱是另一个菊英。母亲说当时她看见吓了一大跳。
我跟母亲说那女孩子我也见过。母亲一愣。
不是在老家村里，我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了。那天是碰巧，我去看在那里中学教书的小姨，是个冬天的下午，没有阳光，有些阴沉。
刚转进学校的大门，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十几岁大号的菊英从旁边的小路上迎面走过来，我就傻了。站在那，紧紧地盯着她，一步两步三步的走过来。女孩被我死死的目光吓着了，惊恐地看了我一眼，裹紧身上的衣服，低着头挨着墙边走过去。
那惊恐陌生的眼睛告诉我她不是菊英，但我仍不死心，追出了校门，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远去。
母亲叹口气说，“一定是菊英那孩子不甘心又回来了，否则哪有那样像的道理？虽然是同一父母，又不是双胞胎？”“哎，”母亲又叹了一口气，望着我，“只是可怜了你，她死的那些年只怕是吓坏了你。”
唉，我还以为我装得挺好的，原来他们都知道。
不论女孩子是谁，我都祈求她这一生健康平安。
我一直在祈祷上苍，让我离开cardiff这个是非之地……
星期天离下班不到5分钟，李总来电话，让我收拾好行李，明早5点去birmingham.我心雀跃，4点就起来，专等老板来接。
5点半起程，8点多一点到的birmingham市中心。李总带我转了一下shopping centre.9点才开门，商铺都还关着门。我们到麦当劳用早餐。
等到9点魏姐上班来开门。老板把我的行李安置在杂物间，让我照看着店，他和魏姐出去。
我站在店中央，比起cardiff那狭小的空间，这里舒服多了，只是头顶上多了一架摄像机。老板和魏姐交代完后，取走上周的营业款和六盘录像带，笑着对我说，小杨才来，就不用装录像带了。随后离开。
我和魏姐闲聊，她问我住处，我给她看柳经理写给我的地址。“new town啊，”她看了说，“那可不是什么好区。”我说我只呆一个月，“那只能将就将就了，不过你还是得多加小心，那地方可不太安全。”她建议我买辆旧自行车，既可省车费，又比走路安全。我记下。
等到10点，仍不见李大夫的人影，我问魏姐，因为15分钟后就有一个预约的病人。魏姐睁大眼睛看着我“哪还有什么李大夫？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夫！老板没告诉你吗？”“老板让我好好跟李大夫学，”我如实相告。
没有退路，我去看病历，是一个面瘫患者，我松了一口气。
患者是一位60多的阿差老头，躺下后他仍旧很怀疑地看着我。因为是第一次给他扎，我没用透刺，选择的常规穴位，扎到颊车，老头大叫一声，吓了我一跳，魏姐闻声也跑了进来。老头说太胀，我这才放心，告诉他这是正常的针感，但老头死活不相信，只到我取下那根针才安静。有了这一遭，我只得放弃合谷穴。按魏姐的意思，轻轻扎了几处敷衍了事。
取完针按完摩，老头仍是一脸的不高兴，出来后跟魏姐一阵唠叨，说原来的李大夫扎针很舒服，一点都不疼。魏姐一个劲地跟他陪笑，我好尴尬地站一旁，百思不得其解。
下午新房东来了电话。她原来也在公司做过前台，研究生毕业后改学护理，现在在一家精神病院医院当护士。
她道歉说本来可以来接我下班的，顺便帮我搬行李，但她今天得加班到晚上9点，只能让我自己打车回去。“也不贵，”她说，“3磅吧，”她老公邢先生会在家等我。我谢过她，她确定我有她家的地址后才挂电话。
平日魏姐都要提前5分钟下班以便赶上火车。今天要帮我叫记程车，她说那就准时下班，不过这样一来她就得晚到家一个多小时。我不安，她笑着说没事。
在cardiff扔了旧枕头，又添了床单被罩电视机等，行李又多了俩件。
魏姐喊来商场的保安，帮我把行李搬到记程车站。下班时间道路繁忙，等了十多分钟，才等到一辆黑色的记程车。搬上行李，魏姐拿着地址和瘦瘦的阿差司机又确认了一遍，才和我挥手告别。
连着小费，我给了司机6镑，他帮我拿下行李后离开。我的新家是在一栋15层高的住宅楼中8楼的一个单元。在英国很少看到这样的高楼，后来才知道是政府福利房。
按门铃后邢先生下来，笑呵呵的，后面是他的女儿，十岁左右的模样。女孩儿帮我们把着大楼的门，邢先生用一个行李箱卡着电梯的门，我们搬行李上楼。
我的房间是靠客厅的里间。他们夫妻的卧室是进门处的大房间，女孩的房间在中间，卧室一字排开，对面是洗手间和厨房。走廊的尽头是客厅，我的房间原来住的是一个中国学生，男孩子，他走后就成了储藏室，昨天接到柳经理的电话，才收拾出来。
下班前在麦当劳吃过，收拾好行李，换上干净的床单被罩，浑身汗粘粘的，冲完澡，已近9点，邢先生说他和女孩要出去接他太太，让我一起去，顺便可以告诉我明天去店里的路。
走出住宅区不远就到了车站。邢先生说沿着马路径直走就可以到我上班的店里。我谢过他，这时从对面停下的公共汽车里下来一位中国女子，我想就是她了，英姐，我的新房东，打过招呼，一行人回家。
我因着魏姐的提醒，问他们怎么坐车去店里。（公共汽车只在总站可以看到大致的站牌，路上多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小牌子意思意思地立在那告诉你那是汽车站而已。）英姐说不用，车到了市里也得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店里，从家里走过去也就是30分钟，既锻炼身体，又节约了车费，一天来回的车费也要两镑，这也是住他们家的好处。我一想也是，一个月下来可以节省60镑呢，可不是小数目。
来之前柳经理说我不会做饭，可以和他们搭伙。向英姐提及，她说他们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怕我不习惯。而且邢先生现在也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在家做饭。我说那就算了。在cardiff的房东都给配齐了厨具和餐具，我只有一个带饭的饭盒。英姐说这两天可以暂时用他们家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腿上被虫咬起了好几个水泡，涂了药膏，仍然有些痒。出了门，沿着昨晚邢先生告诉我的大路，一路向前。越到尽头，心里越慌——看不到商场的影子。
幸亏带着店里的地址，问了好几个人，七弯八拐的总算找到了店，一身汗——不知是走热了，还是急出来的。魏姐也不知道如何坐车到我的住处，问保安，他们也只是摇头说sorry.魏姐让我星期天一早去二手市场看旧自行车。
在cardiff一直没有开到银行账户，去过好几家，都要国内的住址证明。来之前没谁告诉我，也不可能等着从国内再去开，柳经理说让公司先开个证明信试试。老板来接我时给了我证明信。我去hsbc，小伙子说还是不可以，我拿出一千镑的汇票，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让我等一下，进去换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人，给我办了一张solo卡。
我问魏姐在哪买厨具和餐具，该买哪些。她笑我不食人间烟火，给我列了一张清单：炒菜锅—要大一些的，因我主要食青菜；带盖的煮饭锅——不用电饭煲，英国好一点的电饭煲都太贵。这个我会，原来在医院值夜班，就经常用搪瓷饭锅煮夜宵；一个热牛奶的小锅；一个烧水壶；一个烤面包机。然后又告诉我argos在哪，怎么卖。她让我别急，慢慢来，今天先买米和菜。
临到下班，我才想起我还是不太清楚回家的路，早上被指来指去得有些糊涂。魏姐一听也紧张了起来。看她那样，我安慰她说没事，不行就再在坐一次计程车。她确定我会坐车后匆忙去赶她的火车。
出来，我站在路口徘徊。昨日计程车走的是左边的大路，今早是从右边穿过市中心来的。计程车当然好，但车费的确让人有些心疼。我记得计程车一直是沿着主车道走的，而早上七弯八拐的，天色还早。权衡一下，决定走左边回去。
走了二十来分钟，看见我住的那栋高楼就在不远处，心中暗喜。前面一条标有自行车和行人的小道从主干道上分出，我加快脚步，跑到小道的尽头。一条大路横在眼前。环顾四周，不见了高楼的踪影。我想应该就在这周围，拿出家的地址，追上一个黑人老头问，他让我向右沿着大路走。
又走了二十几分钟，还是不见高楼的影子，我有些慌。拿出地址问一位阿差妇女，她告诉我离开大路，穿过左手边的住宅区后再穿过草坪。穿过住宅区，天色渐暗，行人渐少。我站在空旷的草坪边，环顾四周，静悄悄的，看不到人影，也看不到高楼。我不敢前行，折回住宅区，找到一个学生模样的黑人大男孩，他看了一下我的地址，告诉我回到大路，继续前行二十分钟就到。
我一路半走半跑，二十几分钟后，来到了一个丁字路口。终于认出了周围的建筑物——那是老板送我来时入城经过的路！眼泪一下就涌到了眼底。
天已擦黑，街灯全亮了。我站在路口，告诉自己得先想办法回家。
安静下来，看见迎面来了一个中年阿差，问他在哪可以坐计程车，他说得打电话叫，一步没停地离去。我茫然四顾，看见街对面的树丛后一家杂货店还开着门。
像找到救星一般，我撒腿跑了过去。两个中年阿差正在理货，我问其中一个面善的可不可以帮我叫一辆计程车，因为我没有手机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但我可以付钱给他。他只摇头说对不起他很忙。而另一位始终黑着脸，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无奈只能退出来，站在街口，手里还提着两袋子的油盐米菜。
街上只有疾驰的小车。我寻找路标，想知道自己在哪，盘算着要不要报警。远远地看见一对白人夫妇推着一个小孩在街对面。急穿过马路，跑上去，告诉他们我迷路了，请求他们帮我叫计程车。他们让我别急，看了地址，商量了一下，告诉我不用叫计程车，那太贵，让我等4路车，它会一直带我回家。我想我带哭腔的声音一定吓着他们了，他们连连安慰我不用急，一直把我送到车站。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谢过他们，答应就在那等车，挥手告别。
不一会，车来了。司机看着我的地址说我坐反了方向。并确定是4路没错。
十分钟的等待是那样的漫长。车终于来了，告诉司机我迷路了，请他把我带回家。他看了地址，说没问题，让我找个座位坐下。
忐忑不安，车每停一站，我都不停向外张望，害怕坐过站。旁边的黑人老头告诉我，得一个多小时才到我的住处，让我不要紧张。
上来一位黑人女孩，也穿着和司机一样的制服。她笑着和司机打招呼。司机和她说了什么，她朝我这边看看，过来要了我的地址，说她也住在那附近，让我等会和她一起下车。
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女孩终于示意我下车，从车站到我家要经过一个小草地，她坚持送我到楼下，临别时再三叮嘱我不要再走丢了。
回到家门口，已近瘫软。门打开，是英姐夫妇焦急的面孔。
原来魏姐回家后一直不放心，我没有手机，她又不认识英姐，一个电话去到老板那，老板给柳经理电话。柳经理的电话没到时，英姐他们还纳闷我下班是不是出去玩去了。我大致说了一下经过，径直倒在床上睡了，他们夫妻忙着打电话帮我报平安。半夜被腿上的水泡痒醒，起来冲澡，重新涂上药膏。
第二天还是沿着邢先生说的那条大路笔直向前，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店。这次格外小心，记下所有的路。
魏姐听完我的遭遇，哈哈大笑，说，这也挺好的，让你把伯明翰逛了一遍。我深感到手机的重要。魏姐帮我打电话定手机，但我的solo卡被拒。
我拿着solo卡去hsbc，责问他们怎么给了我一张不能用的卡，那人无奈，又给了我一张mastercard，说是按规定不可以这样的。
魏姐说我才来，银行的信用度可能还不够签下月租手机。而我在这里也不认识什么人，要打电话回国可以用公司的电话打电话卡上0800开头的免费电话（费用只记在卡上）。就去argos挑了一款videophone的pay as you go的松下手机。
英国的手机公司有这么几家：videophone，o2，orange，t-mobile.而像phone 4 u，carphone warehouse是销售各种手机和座机的综合企业。那时还没有3g，各公司内部的手机号之间通话比较便宜，跨网络就很贵了。后来3g的进来就是打着跨网络的招牌，更改了一下不合理的垄断念头。不知什么原因，大部分中国人都用videophone家的。所以我也选了他们家的。
扎了两天的针灸，扎得老病人都哇哇乱叫，我也渐渐悟出了其中的缘由。
第三天起，对待新病人我还是按在国内的方法扎，只是事先会告诉他们可能有一点疼，大都可以接受。而老病人，会跟他们说可能会和前面的大夫有些不同，也许会疼一些，如果愿意，可以试一试，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扎不疼得。渐渐地，哇哇的叫声没有了。
魏姐问我缘由，我说浅扎不刺激当然就不疼。她乐。
第一周下来，营业额比原来少了500镑。魏姐心里着急，但仍安慰我没关系，慢慢来。
不知是季节的关系还是我压力太大，birminghan总给我一种灰蒙蒙的感觉。也是灰色的墙面，但多是粉刷出来的，自然少了cardiff那种大理石般华丽的气派。有一些厂房经年失修，黑黑的破旧的窗户像是无声的叹息。
天黑得越来越早。生活在这个日益衰落的重工业城市里的人们，有一种颓废后的懒散和漫不经心。
店里每天都开门，原来的大夫从不休息，我来顶班，自然也没了休息。星期天魏姐休一天，另一位前台来上班。
她是兰姐，在伯明翰大学念药学博士，出来打工补贴家用。
她和英姐很熟。知道我住她家，只是说伯明翰不太安全，上下班不要总是走同一路线，宁愿弯道也不要走地下通道。但来店回家的路上就有一条避不开的很长的地下通道。
和英姐提起买自行车的事，她说得空带我去，但家里确实没有地方放得下自行车，她原来上学时买的一辆都让她给扔了。我就此打消买自行车的念头。从此以后，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带着那把从国内带来的天堂折叠伞，紧紧握在手中。
得空的时候，魏姐让我看李大夫的老病历，告诉我那些效果好。遇到在国内没见过的病种，打电话去李大夫那，他都一一耐心给我意见。
心情好的时候，时间也过得飞快。转眼间第二个星期就过去了，营业额恢复到原来水平。我每天提着两三个购物袋回去，厨具餐具一一到位。
只是店里没有微波炉，中午带不了饭菜，只能在外面将就。第一周吃了一个星期的麦当劳，不行了，魏姐带我去中国超市买回来一箱方便面，一人一半，一星期后我无法再继续。魏姐每次给库房里报药都提出申请要台微波炉，但一直没有回音。
星期天李总下来送药并取营业款，我又提及微波炉的事，他说是因为怕病人不喜欢中国食物的味道，所以一直没给。我说那其它店像cardiff和bristol也都有啊。他说那他回去再考虑考虑。然后忙着去面试新前台去了。
魏姐已提出辞职，两周后即离开。她说这份工作压力太大，不想再做。她并不介意微波炉的事，也告诉我老板不给是因为李大夫，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她只是想借着我新来的缘故，能要来一台对后面的人也方便一点。
星期一魏姐带来一个小电炉，告诉我老板是不会给微波炉的，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以后可以带饭菜了，加水煮一煮就行，不过每次用后都要好好收起来。老板不定哪天会过来，他有各个店的钥匙，不要节外生枝。又告诉我用热水壶煮鸡蛋的方法，说以后不管走到哪至少可以吃到热的煮鸡蛋，因为热水壶哪个店都有。
十一月中下旬，临近圣诞节，人们都忙着购物，街上喜气扬扬，医药店里有些清静。
魏姐急得团团转。
星期三来了一个美国佬，来伯明翰作产品展销，忙得颈椎病犯了，因为只待到星期天，魏姐也就没提疗程的事，只告诉他有时间再回来治疗。
没想到第二天十点刚过，他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七八个大汉，吵吵闹闹的。我以为出了什么事，魏姐笑了，说他们是他的同事，都是过来做治疗或放松的。一次，两次，三次不等，魏姐一一安排。
周日早上来上班，刚进门，李总的电话就来了，说是要给我们奖金，希望今天再接再厉，让我下班前再给他电话。
兰姐一脸愁容，说她压力太大，要是今天营业额上不去，恐怕会害得我拿不到奖金。我笑，说要是老天爷天天给我送美国佬的话，不如让我中彩票。果然一天下来，虽然外面人潮涌动，但我们收获不多。给李总回电话，他问了一下营业额，语气淡淡的，不再提奖金的事，我和兰姐关店回家。
newtown的治安确实不怎么样。晚上楼下经常传来车门窗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我下班回家，间或有人开车尾随，甚或有人拿出他们的身份证告诉你他不是坏人。尾随者多是黑人，而后者全是白人。这种现象在后来我所走过的英国其他城市不多见，除了hastings.这是后话。
刚开始我还愤怒害怕，但后来发现不理他们，当他们透明人一般才是最有效的。可能是还识一点趣吧，不再骚扰。
邢先生反复强调说这个区虽然住的大都是黑人工人老大粗，素质是不高，但人家纯朴阿。我只笑笑，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搬来不久，邢先生就辞去了清洁工的工作，在家全职带女儿。英姐经常加班到晚上9电，邢先生每次都要去车站接她。我晚上不出门，他让我帮着照看一下他女儿，有时辅导她功课。
女孩子学习不用功，成绩不好，夫妻俩每天额外强制她学一会儿中文，但效果甚微。熟了以后，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别的功课不好还情有可原，那数学不好可就说不过去了，咱中国孩子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最回那句话招来英姐满脸的不高兴。她说咱囡子的英语还是呱呱叫的。我自知多嘴，从此噤声。
周六下班，李大夫带着女儿赶过来为魏姐送行。他穿着考究的西服，书卷气十足。
他们共事三年，陡然这样分别，无限伤感。老伴老板娘那边没有只言片语，魏姐说好歹是圆满完成任务，对得起他们两口子了，其他的也就懒得说了。
魏姐的儿子和李大夫的女儿同岁，14岁，高高瘦瘦，清清秀秀的小伙子了。他5岁就随魏姐夫妇来英国，能说中文，但读写已经很难了。李大夫的女儿2年前随他来英国。漂漂亮亮的比我还高出半个头。因为她妈妈国内的工作丢不开，她就负责起李大夫的起居。能替她爸爸理发，还烧得一手好菜，让我惭愧不已。
一行人在中国城吃火锅，图个红红火火的好兆头。李大夫坚持他买单，100多镑并不是小数目。他说我也快离开了，也是给我送行吧，希望我以后平平安安。我谢过他，看着这一桌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何时能再聚。回头再看看近两个月所发生的，缘聚缘散，第一次感到有些伤感。当时以为李大夫所说的平平安安只是客套话，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最真诚的祝福。
兰姐周日来上班，提到魏姐离开的事，感叹了半天。她才把儿子接过来读书，她父母过来帮她带，小家伙6岁，责怪她老是上班，不陪他玩。兰姐苦笑，不上班拿什么养活他——一家老小的花费光靠她老公的那份工资有些吃力。她在学校的图书馆还有一份工。我说等到她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希望就在眼前。她笑，说我真会安慰人，也就这个盼头了。兰姐原来学中药的，大学毕业分到医院，在中药房抓了两年的中药，一不甘心就出来了。好在她老公支持，一直在英国打工陪她。孩子就一直放在她父母那。
原来以为李总会来电话通知我回伦敦的事，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消息，打电话过去，关机。兰姐说看来你是走不了了。让我给老板娘电话看看。
电话接通，她说她也不知道，老板回国去了，让我再顶一段时间等他回来后再安排。挂了电话，觉得好笑，唬谁呢，怎么老板娘会不知道老板的安排？
魏姐却说有可能，因为他们夫妻各管一摊，现在老板管大夫的调配及奖金的发放，老板娘管前台的安排和工资，还说是他俩各是各的账户，公司的利润是按比例提取的。
我有些木然。夫妻俩之间不沟通的吗？那如何管理公司？
兰姐让我自己慢慢去看，要不然cardiff也不会是那样的局面。怪不得听说老太太是老板娘的亲信，而柳经理是老板的红人。我还一直不太信，不明白他们明争暗斗些什么。
记得柳经理去伦敦帮老板考完酒牌（在英国开餐馆卖酒是要考经营许可证的，酒牌代指经营许可证）回来，提起老板娘，满脸的不屑。给我们讲她的笑话。
说是当初bristol开店，老板娘亲自督阵。一日得空，她看着墙上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一幅字咂摸了半天，说是这句话还真有点意思，问他们是谁写的。笑柄就这样流传下来。
星期一一早，来了新前台。雅婷，人如其名，白白净净的圆脸，穿一身墨绿色平绒旗袍，头发盘在脑后，文文静静的古典美人。她在国内是西安交大的英语老师，老公在伯明翰大学留完学后留校当老师。
雅婷是新手，我也没来几天，有时不免会手忙脚乱，常常打电话去魏姐那讨招，她都一一耐心告诉我们。两人磕磕绊绊勉强维持住了营业额。
又是周日，天气不错，太阳很温暖。久违了的阳光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大街上静悄悄的，一切看上去那么顺眼。不禁放缓了脚步。
过地下通道时，看见一块乌光发亮的鹅卵石，信步过去，踢着它前行。
迎面过来一白人男子，我没太在意。鹅卵石被踢到墙角，我小跑过去，越过男子，低头从墙角踢出石头。猛然听到身后传来help me，please（请帮帮我）的男声。我转过身，明明过去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身后。吓一跳，我后退两步。what（何事）？我不明白。他紧跟上来，把我逼到墙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他另一只手已掏出了阳具。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他，同时大喊help！help！（救命！救命！）长长的通道里充满了我惊恐的呼声。男人见状，掉头疾步离开。我跑出通道，回头冲着他的背影，开了人生的第一次粗口，你他妈的去死吧！——眼泪四射。男人听到我的怒号，跑了起来，我又怒号了一遍，心里仍憋得难受。
来到店里，兰姐已在，我一进门，她就看出了我的异样，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含着泪大致说了一下刚才的遭遇。她劝我还是搬家吧，避开那条道。但在外租房是要签合同的，于是我电话给老板娘，请她给我确切的安排。她说“小杨啊，我也不太清楚，这梁大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是wolhamton的大夫，因为眼疾回国看病，李大夫顶他的缺，我来的birmingham），我帮你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一小时后，英姐来电话，让我在店里等她，她来接我下班。
好容易挨到下班，和兰姐别过，英姐说带我去坐车，“小杨啊，不就是40 p的车费吗，值得你那么省吗？”她责怪。我听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从此落下后遗症，看见地下通道就心惊肉跳。后来在canterbury上班，也是因为地下通道的问题，买了在英国的第一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canterbury是我所走过的城市中最安全的地方。
圣诞节前一周，兰姐邀请我去她们家过节，英姐一家也要过去。
星期天晚上，英姐说柳经理说李总已回来，如果我想稳定在这里当大夫，只要我向李总申请，她保证没问题。我听了一笑，说柳经理真厉害。英姐鼻里一哼，“那人家是什么关系！”又满脸狐疑地看着我，“别说你不知道啊？”证实了我的猜想没错。只是有一点还不太明白，就问她，“你知道老陈吗？”她一嗤，满脸的不懈，“那个小白脸！国内有老婆的！也就她一傻妞，愿意倒贴！”但李总不会不知道老陈的吧，这世界怎么呢。我觉得有些恶心。但有一点我很明确，这个电话我只能等老板他们打过来。
邢先生说如果我不愿跟老板他们干，我们可以合伙开店，大家都可以多挣点钱。我说我没能力怕砸了他的生意。他说你针灸好，英语又好，没问题。我只笑，如此几次后见我没反应，也就不再提。我也一直没给李总电话，想着去兰姐家时该买些什么礼物。
周五的时候，李总来了电话。
“小杨啊，辛苦了，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我懒得假客气。心想，你他妈的装什么装啊。
“不太好啊？”他打哈哈，“我也听说了，这不，一回来就给你电话？！”
他等着我接话，见我没动静，又说了，“小杨啊，那就，那就，那就，那就……”一直就没有下文。
“那您是不是就接我回伦敦啊？”我直截了当。
“那好啊，”他语气突然变硬，“那就这个周日吧，上完班我就接你回伦敦！”
我什么都不愿再想，只要能离开伯明翰。就算回伦敦再和睦大夫住一起，至少我有安全。
买了一条真丝领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李大夫，希望他喜欢。
高中的同窗好友大学毕业就去了深圳，那是1993年。不到一年，她就在那个台湾公司做到了人事经理的职位。她给当时还在大学里的我写信说，深圳是一个你至少应该来看一看的地方。
后来为了她在武汉的男朋友，也时值武钢内部招工，她就回来武钢改拿了铁饭碗。
我第一次去深圳，是1997年，是去旅游。朋友那时正在武汉忙着养育她那两岁的女儿。
逛完世界之窗，我对同游的同事说，有一天，一定要走遍那些景点。那时才工作不久，虽然工资很低，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身体也恢复了健康，感觉很好，是一句不经世事的美好愿望。
那时的深圳，也是欣欣向荣的，走在街上，你都能感受到空气里漫布着兴奋的因子，年轻人都昂首挺胸的，满脸的骄傲和自信。
第二次去，是2000年，因为跑工作调动的事。是心境不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虽然还是住在深南大道，但这次看到了露宿桥底的人群，也看到了在公园里拉客的女人。人才市场里各个招聘单位给出的工资也大大缩了水。
等调动消息的空闲，我在一位朋友介绍的一家私人翻译公司里打工学习，希望能练一练口语，甚或能跟老板学习一下同步翻译的技巧，也就不计较他们所给的一千元的工资。
是新装修过的办公室，有刺鼻的油漆味，每天我都在担心身体又吸收了多少致癌物质。还有台风一来就摇摇晃晃的电梯，让我每天上上下下都胆战心惊。
也学会了在前辈们的挑剔中忍气吞声，尽管她们只是两个初中毕业的比我还小的女孩子。不是说地板没有拖干净，就是桌子腿没有擦干净，还有厕所，那就再清扫一遍吧。老板娘看不过眼，忙说不用不用，下次注意一下就行了。
但多数的时候，是在办公室里练打字。偶尔老板有外出翻译，也从来没有带我去过。
有人翻译错了一家公司的工程文件，别人找上门来，更正过后，老板要他们再交一次翻译费，弄得那个公司的经理哭笑不得。他们理论之间，只有我保持沉默，觉得很难堪，当时只想找个理由出去躲起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本公司的利益全力力争，招来同坐一室的老板不满。但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些过分吧，等那个经理气呼呼地交完五十元的费用并扬言再也不会回来摔门出去后，他冲我嘟哝了几句，在老板娘的阻止下没再说什么。
也是我业务不精，没几天，由我翻译的一个文凭证件因为把liv写成了liov被打回来，引发了老板的大发雷霆。虽然翻译件是经过前辈和老板过过目的，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错，但也不想被人骂成是吃闲饭的，辞职是我唯一的解决方案。虽然老板娘再三挽留。她说只要在她那工作三年，出国准没问题。她错了，我那时去深圳不是为了出国。
结束了我在深圳短暂的打工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来天，却让我对生活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还是招徕朋友一顿臭骂，他说自尊在深圳这个地方不值钱，再怎么的，也应该是骑驴找马才对。当时并不缺钱吃饭，并不以为意。
这本书段段续续写了好几年，好多次写到某个时候，回想起某些东西，才知道自己多年来并没有忘记。
那是心底深处最隐密的伤痛，平日里不去理会，以为遗忘。而某天试着去正视时，才赫然发现那些伤痛仍然是那样的锋利，那样的鲜血淋漓，那样的触目惊心。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心痛，什么叫撕心裂肺，明白了为什么别人会说if you can‘t forget，try to forgive.
也曾尝试跳过那些时段，但仍旧迈不过那些坎。挣扎了好久，告诉自己说，何苦呢，这样折磨自己？！于是搁笔。
在hastings工作时，一位朋友常劝解我，他说，其实生活总是困难重重，或轻或重，也许在当时你会感到无法承受，但事隔多年，你再回头看时，只会哈哈一笑，觉得它们什么都不是。他说they are nothing，nothing！时双手离开方向盘向下外方挥开的情形，就象弹掉身上的灰尘那样简单干脆，异常果断清晰。
这让我想起读大学时临考前的感觉（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只有上大学时才有权选择把那些课本读到什么程度。）考试前总是有些惶惶然，跑去问那些师兄师姐，他们一脸的不屑，说是不用紧张，就那些东西而已。但在我眼里，可到处都是东西啊！等考完试，松了一口气，妈妈的，真的就是那么一些些东西而已（不好意思，用粗了。）
迈的坎多了，对于你而言，只是抬脚高低的区别，别无其他。
希望能客观地讲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善良的人也好，卑劣的人也罢；苦也好，甜也罢，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
----手记
2007年12月于canterb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