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５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
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涌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鸦鸦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
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圪崂，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
今天可不行。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胳膊肘护着碗，趔趔趄趄穿过烂泥塘般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大一会功夫，饭场上就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值日生也都先后走了。
现在，只有高一〈１〉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跛女子算得上中等人家。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
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城市寂静无声。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
就在这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象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
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布缩，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幸亏袜腰高，否则就要露肉了。（可是除过他自己，谁又能知道，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只是由于鞋的遮掩，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
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跛女子在他未到馍筐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
他独个儿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
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
她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
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
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
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
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大概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污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
点完名散场后，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好！”“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
“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晰，眉目清秀，长得象个女孩子。但这人心却生硬，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象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
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也和他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他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每天来回二十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有他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崂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位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
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夹鞋样的厚书，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炼铁，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倒究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夹鞋样的。
润生妈同意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
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这一天，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见父亲的抱怨声和看见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冷酷现实中……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现在，他在学校和县文化馆的图书室里千方百计搜寻书籍。眼下出的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革命前出的中国书。
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
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跛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象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象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养民念报纸。孙少平一句也没听，低着头悄悄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没有发现跛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规行为。直等到老师走到他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全班顿时哄堂大笑。顾养民不念报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但孙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养民接着往下念。
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把他叫到宿舍，意外地把书又还给了他，并且说：“《红岩》是一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
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没有这一点，他就无法熬过眼前这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而在他眼下的生活中，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给他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在众人散尽而他一个人去取自己那两个黑馍——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能看见另外一个人做同样一件事。
当然，在起先的时候，他和那个叫郝红梅的女生都是毫不相干地各自拿了自己的馍就离开了。
不知是哪一天，她走过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她一眼。尽管谁也没说话，但实际上说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从此以后，这种眼睛的“交谈”就越来越多了。
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种年龄的男青年，又刚刚有了一点文化，往往爱给一些“洋女生”献殷勤。尤其是刚从农村来的男生，在他们的眼里，城里干部的女儿都好象是下凡的仙女。当然，这般年龄的男女青年还说不上正经八板地谈恋爱，但他们无疑已经浮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并且正因为刚懂得，因此比那些有过经历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唉，谁没有经过这样的年龄呢？在这个维特式的骚动不安的年龄里，异性之间任何微小的情感，都可能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
孙少平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他只是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在关注他，使他感到无限温暖。她那可怜的、清瘦的脸颊，她那细长的脖项，她那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他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
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她取完那两个黑面馍，迟疑地走到他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他拿黑面馍的手微微抖着，回答她。她离他这么近，他再也不敢看她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她本来不紧张，但看他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
他赶忙说：“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他加添了一个自认为很出色的词，头仍然低着。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她又说。
“你也看过这书？”他现在才敢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你爸？你爸看过？”
“嗯。”
“你爸在？……”少平显然有点惊讶这位穿戴破烂的女生，她父亲竟然看过《红岩》，因此弄不明白她父亲是干什么的了。“我爸是农民，成份不好，是地主，不，我爷爷是地主，所以……”
“那你爸上过学？”
“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岩》小说，但我会唱《红岩》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她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他呆呆地听着。
她突然红着脸说：“你的书还了没有？”
他说：“还没。”
“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能！”他爽快地回答。
于是，第二天他就把书交到了她的手里。
在这以后，只要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郝红梅看。无论是他给她借书，还是她给他还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宁地过日子了！
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它“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返回时就在石圪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赚了五分钱，总共得利不足一元。不知这事怎么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知道了，现在把他拉到这里受这份洋罪。
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到他祖父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庄有名的二流子。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时，他母亲把他生在躲避战乱的山崖窑里。第二年，他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用辛劳把他抚养到十九岁，在一九六六年也病故了。从此，他在这社会上就成了孤单一人。这年紧接着文化革命开始了，他很高兴世界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武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派那派都一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一盒纸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后，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武斗队那里做——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也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是哪一天，他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突然想到他要娶老婆。脑子里把前后村庄未嫁的女子一个个想过去，最后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样！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都行——这些下苦活他不愿干，也干不了。
他在外面逛胆大了，也不要媒人，就闹腾着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媳妇了。
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也没什么事，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跑个不停。起先，他常黄昏时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寻话地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穷，常穷一身补丁缀补丁的衣服。她看这个穿戴一新，脸洗得白白亮亮的青年，这样热心和她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倒不由地直跳弹。
满银看兰花对他有了好感，有一天傍晚就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她，把她狠狠亲了一顿。在她丰满的脸蛋上啃下许多牙印子后，这家伙就把挂包里准备好的一身外地买来的时新衣裳塞到兰花手里。
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她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唉，她平时为了一家人的活，整天山里家里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现在，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她心中沉睡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象一堆干柴被火点燃，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
当兰花给她父亲说她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时，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她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她和这个“逛鬼”结婚。
但平时一直对父亲羔羊般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她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她，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少安挡住了。已经是一个成熟庄稼人的孙少安，那时就在家里开始主事了。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这么个年龄，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父亲不能干涉姐姐的选择。孙玉厚拗不过子女，抱住头蹲在地下，一声长叹，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
结婚以后，尽管王满银在所有的人看来，都不是一个好女婿，但兰花却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并且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娃娃。男人一年逛逛悠悠，她也不抱怨，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磨。她不怕这个家穷。她从小就穷惯了。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年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
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叫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他在这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外，其它事他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色桃红线衣；线衣还象城里人一样，下摆塞在裤腰里。一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呢帽揭下来，揩一把脸；揩完了再戴到头上。有时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除过没偷人，他什么事没做过？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也钻过两回别人家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众人一屁股帐——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叫个罐子村，他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总是个破了！
不过，说是这么说；满银对这“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他那没吃过苦的身子，一天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象皮鞭抽过一般。他不知道这“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完结。他在心里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想，他妈的，这还不如让坐班房哩！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胞，但闲呆着不用劳动。当然据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他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呆着，少吃点也没什么！
王满银实在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十几个“犯人”，看见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有四十来岁，腿已经开始一瘸一跛。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她就双脚跳起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地方来了。
王满银寻思：我得想点办法让装土的人稍慢一点，我就能多歇一会。但除过他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不认识。至于老丈人，虽然看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意整他，一直不紧不慢装着土，只是脸象霜打了一般黑森森的，也不看他一眼。是的，他给他丢了人，他现在恨他——他实际上不是这阵儿恨，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
他突然想起，那天在石圪节卖完老鼠药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还抽得剩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就会对他宽大一些了。他想，这些人是奉命行事，又不是当官的和扛枪的，说不定还可以贿赂一下。如果他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他，给他一根纸烟，他肯定就不会和这些人过不去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顶点事，俗话说，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
当他送完一回土又返回来的时候，见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嘻嘻地把烟递到这几个后生面前。这几个人先愣住了，又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有门！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乘势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住，很快装进了自己的衣袋里——现在不敢抽，等到歇工时，谁能知道这烟是他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一看这个已当了“叛徒”，他们也照样做了。当然，满银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瞪什么眼哩？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能着哩！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
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污辱性地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这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五十二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象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象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念书的好材料，结果初中也没上，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儿子算算已经二十三岁了，还没个媳妇——象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但他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尽管公家反对出财礼，哪个又能少了千二八百？唉，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二八百又算个什么！谁家的女儿能象他的兰花一样，白白扔给了二流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他来说，大得简直太可怕了！另外，就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又往哪里住呢？全家一眼土窑，他老两口和快八十岁的老母亲住着；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娃娃星期六回来，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洞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崖势——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看过这地方，说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出粮钱。再说，就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里来？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怕死人……但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没有他大女儿兰花的熬煎大了。死女子当初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流子，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门里门外操劳，嘴唇一年四季缀着白疱，手象男人的手一样铺满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半天。他更心疼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啊！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让这两个亲爱的小东西住在他家。这当然又给地增加了大负担，可这没有办法啊！如果这两个孩子有个好父亲，还要他操这么大的心吗？
他现在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驼了背的高大身躯尽量弯下来。他不愿让众人看他，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不要脸的东西！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硒惶成个甚了！
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他并不知道，他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他家里了。
孙玉厚的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给她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她男人从家里拉走了。这个善良的，不识字的女人，根本不能判断这种事的深浅。起先，她以为人家要把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人才告诉她，王满银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她于是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住，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她现在其它事什么也不考虑，只关心她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四个人装土，让她男人推着车子跑，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照着。她的心都要碎了！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还听说人家强迫她父亲给满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
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她大弟弟少安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
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属外县，但旧社会就是一个大镇子，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圪节没有，也不到他们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
但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圪节没有兽医站，今早上队长就亲自吆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三十多里路，牛这牲畜又走得慢，少安说不定今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
现在，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妈的袖口哭个不停。瘦小而单薄的她妈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怎么啦，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叫声，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了人了。
这阵势可把后炕头上的玉厚他妈吓坏了。这位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出生，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老人，好几年前就半瘫在了炕上。她现在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老红病眼，看见一家人嚎哇哭叫，不知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了。她的耳朵顶不了多少事，根本听不明白她孙女正给她儿媳妇说些什么。她只从这些人的哭叫和脸上的表情，知道家里有了灾事。她用微弱的声音，不断在后炕头上对前炕上的这两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追问。但前炕上的两个后辈只顾自己哭，而顾不上对她说。她急得对这两个人咒骂起来。后来，似乎看见儿媳妇扭过头给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见。等她再准备听儿媳妇往明白说的时候，儿媳妇头又扭过去和孙女说去了。这一老阵，她似乎只模模糊糊听见了一个“枪”字……枪？难道世事又反了？从民国年开始，她就经历了无数次世事的反乱。她已经记不清她娘家和夫家两族人中，有多少人在这些反乱中丧了命。难道在她睡到黄土里之前，还要看一回死去亲人的难肠吗？现在是什么人又反了？队伍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已经离双水村不远的话，家里的人为什么还不快跑，坐在这儿哭什么哩？男人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能跑的赶快跑吧！她是跑不动了，她也活够寿数了，一枪打死正不要再受这活罪……啊啊！大概是家里的谁已经叫白军打死了，他们现在才不跑……谁哩？她在心里开始一个一个点家里的人；尽管许多原来的熟人她都忘了，但这些人她不会遗忘一个，家里在门外的人她算得来。玉厚？他早上不是还在家吃饭来着？玉亭？他已经超过当兵年龄了。那么，看来就是孙子中的谁发生了凶险！玉亭的三个女娃不会的；玉厚两个上学的还小，估计不会去打仗，他们还不到征兵年龄。那么看来，这必定是少安了。对了！这娃娃今天已经一天没见面了。天啊，昨天还在眼前，难道今天刚出去就上了火线？刚上火线就……
老太太一想到她的孙子被枪打死了，就在后炕上放开声哭了：“我那苦命的安安啊！我那没吃没喝的安安啊！我那还没活人的安安啊！叹——哟哟哟哟哟……”
她看见前炕上兰花母子俩都扭过头对她说话，她虽听不见她们说什么，但她看出是让她不要哭了。鬼子孙们！安安死了，你哭，为什么不让我哭？你们亲他，难道我不亲他！她不管她们说什么，只管哭她死去的安安！
这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两个回来，除过老祖母继续哭外，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止了哭声。少平掏出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两个外甥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得赶忙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糊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说：“哭什么哩！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兰香什么话也没说，悄悄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她帮不了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些麻烦。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知道猪还没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钱买只猪娃，一家大小相帮着喂到年底，肥得连走也走不动。过年家里从来没杀过猪；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包括给她和她二哥交学费，买书和一些必需的学习用具。
兰香走后，少平才发现祖母还在哭，而且看见她一个劲用手势招呼他到她跟前来。
他赶紧上了炕，蹲在坐着的老祖母面前，准备把她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扶起来。少平以为奶奶要上厕所，立刻示意他姐赶快把门外的便盆拿进来。这一下，兰花和她妈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赶忙寻便盆，生怕老人把屎尿屙在炕上。
老太太现在仍然在为死去的少安哭啼，她一边哭，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她们给她找便盆，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在脸上表示出强烈的愤慨。她声音沙哑地哭喊着“我的安安呀……”，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让他尽量挨近她。
老太太哭着问少平：“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少平大声问，没听清奶奶说什么。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
“啊呀！我哥好好的嘛！谁给你说……”少平愁眉苦脸地笑了一下。
“她们说……枪打了……那么把谁……打死了？”“谁也没死！都活着哩！”少平大声说。
“那你姐……你姐……哭谁哩？”“是我姐夫！他……”少平一下不知怎样给焦急的老祖宗说清楚这事。
“你姐夫……怎啦？”老太太一下子不哭了。噢！使她宽慰的是，最亲的人没出事。对她来说，兰花的女婿虽然也重要，但终究没家里其他人重要。
少平仍然不知道怎样给奶奶说清他姐夫的事，就只好随口说：“他犯了点错误，人家让他劳教！”
“猫……叫？”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少平忍不住笑了。
少平他妈已经下了炕，对儿子说：“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也没。”
“你和我姐哭，她看见了，能哄了吗？”
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指着脚地上吃糖的猫蛋说：“是……猫蛋？她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嘛，是我姐夫！”少平也急了。
老人看来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她瘦手紧紧揪着少平的领口，追问道：“你姐夫……出什么事了？猫叫……是怎啦？”
少平大声说：“不是猫叫，是劳教！就象学生娃调皮，叫先生训了一顿！”他急中生智，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明白的解释。
“噢……”老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瘦手把他的领口放开，疲倦地闭住了眼睛。她这下听明白了。唉，这算个屁事！还值得老老小小哭一场？旧社会，先生常拿铁戒尺把念书娃的手都打肿了，肿得象发面馍馍一样。训一顿算个什么……一场臆想的恐怖在脑子里消失了，象往常一样，她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少平现在才想起，他还用润叶姐给他的钱，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痛片哩。奶奶浑身都是病，尤其是眼病，已经害了许多年。家里买不起药，奶奶也不让买，终于拖成了慢性病。记得小时候，在每个夏天的早晨，他都要和兰香到野地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来，淋在奶奶的眼睛上。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都舒服。有一次，早上露水不多，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兰香那时还小，在家门口不小心绊了一跤，把草叶上的露水珠撒光了，急得她哭了一个早上。自从亲爱的奶奶不能动弹，全家人都很伤心。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总是先端给她的。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
少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就从炕上跳下来，对脚地上已经乱得不知该干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姐，你先给咱做饭。妈，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我一会给姐夫送到民工大灶那里去。晚上你和姐姐在这窑里住。如果我哥不回来，就叫我爸住在他的小窑里。我和兰香都到金波家去住。万一我哥回来，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一晚上……”
少平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他回到村里时，就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父亲此刻又没回来——而且他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眼看天就要黑了，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他已经长大了，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想想看，哥哥在他这个年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都已经大事小事一身担了！
母亲和姐姐立即按他布置的，各行其事去了。她们现在极需要一个领导人。
此刻，少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以前，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颤栗，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他已经看过一些书，知道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多的磨难……少平现在从箱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把昏昏然的老祖母摇醒，将药瓶举到她眼前说：“奶奶，看我给你买的药。这是治眼睛的；这是止痛片，浑身什么地方疼的时候，你就吃一片……”
老人的红病眼顿时一亮，塌陷了的嘴巴蠕动着，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在少平的头上抚摸了半大，只是哽咽地说：“我平平……长大了……”
少平说：“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
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奶奶，如果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
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瞅着他的脸色，想知道外面的事态究竟怎样了？孙玉厚脸黑森森的，一句话也没说，把铁掀搁在门背后。
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谁也没敢言传。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禾，这时悄悄地从门中进来，又悄悄地去灶火圪崂里倒柴去了。
孙玉厚站在脚地上，烟锅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别人，说：“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这些我都让妈妈准备好了。我一会就给姐夫送过去。”少平轻轻说。
孙玉厚扭头看了看儿子，脸色缓和了下来。他并不是心疼那个二流子女婿——只不过这类事总得要他管罢了。不，他是在内心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把这些他多么不想管的事替他管了。这时，他似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是呀，瞧他的身板，象他哥一样高高大大了。唉，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饥瘦了一些……说实话，玉厚老汉在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明理，长得茁茁壮壮的。
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
现在，天已经麻糊糊的了。少平他妈突然惊慌地在锅台边叫道：“哎呀，我的天！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
孙玉厚一听就火了，正要开口数落老婆，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圪崂里说：“妈，猪我已经喂过了……”
窑里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十三岁的孩子。她正从筐子里往外倒柴禾。她不知什么时间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禾了，足够一两天烧的。可爱的兰香默默地做着她能做的一切活。
孙玉厚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按说，她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娇惯一些。可孩子长了这么大，还没给她扯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现在她已经到石圪节上了初中，身上还七长八短地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
孙玉厚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不停地挖着旱烟袋。他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失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庙坪山。山依然象他年轻时一样，没高一尺，也没低一尺。可他已经老了，也更无能了……
今晚，双水村小学院子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除过本村男女老少一吃完饭就被集合到这里以外，在大灶上吃完饭的外村民工也都被带到这里来了。不多时分，这院子里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外村的民工在院子的南头，一般都是同村人挤在一块。双水村本村的人在院子的北头，大人娃娃夹在一起，有站的，有坐的，吵吵闹闹，象一锅煮沸了的水。
在这一片人中，全村的男人都混杂着，但女人却大约可以分出田家的一片，金家的一片；因为本族妇女家挨得近，平时关系熟悉，现在挤到一块好拉话。当然，这中间也多少有一点金、田两家的门户之见。一般说来，金家的媳妇穿戴都比较齐整，坐的姿势也比较合乎农村的礼教规范：公众场合不能酸眉醋眼，张东望西。可以笑，但不能把嘴巴张得象窑口一样。坐时应两膝并拢，不能八叉双腿。也有些金家的年轻妇女不管这一套，使得她们的母亲或婆婆不时在人群中用眼光提出警告。另外人家的妇女就不受这种约束了，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跟赶集上会一般。也有一些胆大的恋爱者，乘混乱之机，眉来眼去不说，甚至还偷着捏捏揣揣。男人们大都一人一杆旱烟锅，抽得院子上空云绕雾缭。有些乏累过度的庄稼人，不顾体面地大叉双腿睡在土地上。不时有人去不远处的金家祖坟那里撒尿，气得金家一些老者跑过去乱吼乱骂一通。
这时候，双水村妇女主任贺凤英，正领着本村和外村的一些“铁姑娘”，忙碌地布置会场。她们把课桌从教室里抬出两张来，拼在一起放到人群面前，上面铺了窑门口摘下来的条格布门帘，又放几个暖水瓶和茶缸，算是主席台了。另外几个男民工，在中间的窑面上斜贴了一条会标：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会。教室其它墙上，间隔斜贴着许多红绿纸写的标语口号。凤英忙里忙出，指指划划，旧红绸袄在短了的外衣下面露出一圈，招引得许多目光都注视她。她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洋溢着出人头地的欢欣。
院子四周用木棍挑起的一些马灯，和朦胧的月光一起照出开会的人群。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批判大会的开始——早点完了赶快回去睡觉，因为明天还要出山。至于那些妇女娃娃，很大程度上倒是为了来看热闹的；看那十几个阶级敌人站在大家面前，都是些什么样子。听说这几天还捉回来几个“新的”，其中就有他们村兰花的女婿王满银，这更使大家平添了许多兴致。
当众人等着开会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金成的办公窑里，公社副主任徐治功、武装专干杨高虎和孙玉亭一起商量怎样开这个会。金成提着个开水壶，不断给这几个人的茶杯里添水。
徐治功盘腿坐在土炕的羊毛毡上，一边抽烟，一边严肃地给两个副总指挥布置任务。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使得这位四十来岁的公社领导人，眼睛里都布满了红丝。
一年前，徐治功一直是县农业局的一般干部，去年才提拔到现在这个岗位上。本来，他爱人在县贸易经理部当会计，一家人都在城里，他很不愿意到这个条件很差的石圪节公社来。但盘盘算算，高低总算提拔了，因此便硬着头皮来上了任。
一上任，徐治功就想要尽快干出点名堂，看能不能早点回到县上的机关工作。只要回到城里，就是再不提拔也行，平级调动就满意了。如果他户家里的叔叔徐国强还在县上当领导的话，他兴许用不了一年就能实现目标。可徐叔因年纪大不当县领导了。但徐叔的女婿田福军又当了县上的副主任。只要徐叔给田主任说话，他的事也不难办。田福军他哥田福堂就是双水村的书记，因此他在这个队要好好表现一下，让田福堂把他的成绩传到田主任的耳朵里。把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放在双水村，正是他竭力争取的。明摆着嘛！这会战在哪个村搞，哪个村就沾光——其它村出人出粮，给这个村子白修地！田福堂能对他徐治功不感激吗？不用说，双水村搞好了，首先是他田福堂的光荣！
治功现在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听着外面沸腾的喧闹声，情绪特别亢奋。这会战开始没多少天，他就把工作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前几天，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带队检查各公社的会战，在全县总结大会上，专门表扬了石圪节公社——这使得他劲头更大了！
徐主任捏灭了一个纸烟头，突然象记起了什么，扭过头问孙玉亭：“玉亭，你们村批判的那个人确定了没？”孙玉亭正修改一个民工的批判稿，赶紧停下来，说：“确定下来了！”
“谁？”
“田二。”
“田二？”徐主任一时想不起双水村这个人是谁。
在旁边给杨高虎倒茶水的金成已经忍不住偷着笑了。
“这人平时爱说反动话！他到处散布说，世事要变了……”玉亭给徐主任解释说。
“那这当然要狠狠批判！什么成份？”
“成份倒是贫下中农……平时也不好好参加劳动……”玉亭说。
“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好好批判？”徐主任有点生气了。
“这人平时疯疯魔魔的，村里人也不把他算个数……”
“你说这个人名字叫什么？田二？他名字就叫田二？”“不是，名字叫田福顺。不过村里人谁也不叫他名字，就叫田二……”玉亭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他今天下午在民工灶上吃了一碗肥肉，渴得口干舌燥。
“田福顺？那和田福堂是什么关系？”徐治功敏感地问。“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老先人，现在都不知隔多少代了……因此没什么关系！”孙玉亭说。
“那就把田二算上一个！现在人哩？”徐治功问。这时，旁边喝茶的武装专干杨高虎插嘴说：“玉亭刚给我一说，我就派民兵把这老汉带来了，现在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都在隔壁窑洞里。听民兵说，这老汉就是喊叫世事要变了，刚才一路上还说这话……”
“时候不早了，咱们开会吧！”徐治功从炕沿上溜下来，把鞋穿上。
金成先一步把这几个人的茶缸拿到院子外面，摆在主席台上。
徐治功几个随后就出来了。等徐主任在主席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高虎和玉亭也共同坐在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候，人群的嘈杂声还没有停下来。
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亭，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全场人于是一齐哄笑起来。
栽倒在地的玉亭同志，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镇定地爬起来，把板凳放好，脸定得平平地又重新坐了上去。
杨高虎看玉亭坐好了，就马上挤过去，在徐治功那边的桌上，拿起话筒大声喊叫：“民兵小分队请注意！民兵小分队请注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如发现坏人捣乱，立即扭送到台上来！”
众人这才“刷”地平静下来了。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玩笑场所，而是一个大批判会。
在人圈外的民兵小分队，一个个都把枪松松垮垮倒背在肩上，枪里面谁也不敢装子弹，怕走火把好人伤了。在这种场所，这些人谁也不认真；庄前庄后的，不光他们本人，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别人也知底，何必去惹人呢？其中几个不正相的光棍后生，不时酸眉醋眼瞄着金家那里的几个漂亮媳妇，使得这几个女人都面红耳赤地低下头，抠自己的手指头。
这时候，孙玉亭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他怕再把另一头坐着的杨高虎又闪倒在地——就绕到徐治功这边来了。他胳膊肘撑在桌子边上，斜着身子在徐主任旁边的话筒上吹了一口气，又用手指头弹了弹——听见远处墙角的喇叭里传来“嘣嘣”的几声，似乎证明扩音器没有被刚才杨高虎的大嗓门震坏。接着，玉亭便尽量提高自己有些沙哑的嗓音（因吃肉口渴），说：“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这一下，人群又一次骚乱起来，响起一片嗡嗡的说话声；有些坐着的人也纷纷站起来了。民兵小分队的人赶忙连喊带吼，让众人坐下来，不要喧哗吵闹！
下山村那个扛枪的民兵，把十几个被劳教的“阶级敌人”带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今天刚拉回来的王满银。院子北边双水村的人又乱纷纷的了。他们指着兰花的女婿，议论成了一窝蜂。
满银此刻很不自在，脸上无光地耷拉着脑袋——这是在老丈人村里丢脸现丑，满院子都是熟人啊！
当牛家沟那个“母老虎”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妇女们立刻指划着议论起来。这位“母老虎”倒的确有点“虎”气，她站在那里，仰着头，虽不看人，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畏怯。牛家沟来的民工，倒都低下了头。唉，不管怎样，这是他们村的人！而且一个妇道人家，被拉在外村受这种损躏，众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这时，会场上所有双水村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看见，竟然把他们村的田二也拉到台前来了！这真是开玩笑哩！怎么能把一个憨老汉也拉到这里来呢？
此刻，孙玉亭的脸上也显得很尴尬。不过，他实在没办法嘛！徐主任让在双水村找一个阶级敌人，他找不出来怎给徐主任交差哩？笑？你们笑什么！如果田二不上来，你们之中就得上来一个人！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哼……在杨高虎的大声喊叫下，会场才慢慢安静了一些。
老憨憨田二不会知道叫他来做什么，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这么多人在一起，只觉得热闹极了，于是便兴奋地走出这个“阶级敌人”的行列，两条胳膊胡乱舞着，嘴角挂着通常那丝神秘的微笑，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他的话淹没在一片笑声中。那个扛枪的民兵硬把他拉到原来站的地方，并且对这个气焰张狂的老汉吼叫说：“老老实实站好！”
站好就站好。田二笑嘻嘻地回到队列里，戴破毡帽的头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瞅瞅。至于为什么让他站在这里，他当然不管。反正有人让他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对他来说，站在这里和站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呢？
众人不敢大声笑，但都乐得看这幕闹剧。而现在最高兴的是田二的那个憨儿子！他穿一身由于多年不拆洗，被汗、草、土、牛屎、自己的小便沤染得分不清什么颜色的肮脏衣服，看见憨父亲和一行人站在前面，在人群里快活地嘿嘿笑着，用唯一会说的话喊：“爸！爸！爸……”
孙玉亭在一片混乱中宣布批判大会开始，并恭请公社徐主任讲话。
徐治功照例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摊开在桌上。他先把旁边站着的这一群“坏人”一个个数落了一通，然后又念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他认为关键的几个段落，算是给这个批判会先做了个“序”。
紧接着，孙玉亭按事先安排好的名单，让已经写了几页稿子的大批判发言人，一个个上台发言。这些人大都是各村念过几年书的青年农民，照当时大同小异的流行调子，激昂慷慨地念一通，就下来了。
当临时安排的一个外村后生上台批判田二时，大家又笑了。这后生并不知道实情，只听孙副总指挥说这老汉有“变天”思想，他就按孙指挥的意思大大发挥着批判了一通。双水村的人在下面只是个笑。金俊山披一件黑棉布大氅站在人群后面，微微地摇着头，向周围几个要好的庄稼人表示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意。
田二听不懂这个人说什么，只是好奇地笑着，不知他今晚上交了什么好运，让人们把他的名字提了又提……若问这田二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岁数。据村里一些老者的估摸，已经七十大几了。在田二四十来岁上，同族的几家门中人，给他闹腾着娶了邻村一个白痴女子，想让他生养一个后代，以免他这一门人绝了种（此举动究竟是积德还是作孽？）。结果这白痴女子和憨憨丈夫生了一个纯粹的傻瓜！傻瓜他妈产后三个月就得病死了；门中人就这个一把，那个一把胡拉扯着，这个被叫作憨牛的娃娃也就长大了。这田二还算有福，他那憨儿有一股憨劲，天天出山劳动，而且最爱做重活，因此挣的工分还能维持父子俩的简单生活。田二本人一般不劳动，整天在村子的四面八方乱转悠，捡各种破烂东西。他长得看起来很富态，破毡帽下露出象伟人一样光亮而宽阔的额头；身上穿着几年前公家救济的松松垮垮的破烂棉衣，一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的破皮带，一年四季都束在腰里。在庙坪有庙会的那些年月里，他不怕亵渎神灵，拿走一块红布匾，不知谁用这匾给他做了个大烟布袋，就时常吊在他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这老家伙不知怎的。竟然学会了抽旱烟。当然，烟叶也象孙玉亭一样向别人要，只不过玉亭只问他哥要，田二向全村人要。顺便提提，田二的大红烟布袋上面“有求必应”四个黑字一直不褪，对革命忠心的玉亭在文革中企图扯碎这个有着迷信色彩的布袋，当时被一些老者挡住了。直至今天，这红布袋还吊在老憨汉的烂皮带上。至于烟锅，不知是村里哪个好心人送给他的。
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个红布烟袋，而是用白线缀在前衣襟上的那个大衣袋。人各有爱好。田二有田二的爱好。田二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村庄的各处和公路上转悠着，捡各种有用和无用的东西：铁丝头，废铁钉，烂布条，断麻绳，坏螺丝帽，破碗碴，碎纸片……捡到什么，就往这个大口袋里一装。这口袋经常鼓鼓囊囊；行走起来，里面叮当作响。他捡满一口袋，就倒在自家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常年累月，除过父子俩睡觉的地方，他的土炕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破烂玩艺，连窗户都快要堵住了。他成天在村里转悠着，嘴角时常浮着一种不正常的微笑——这微笑看起来很神秘。他除过捡破烂，还爱凑到什么地方，说他那句“永恒的格言”——世事要变了！他不知在什么年代里学会了这句话，也已经不知说多少年了。除这话外，他很少说其它话。如果有个过路的陌生人碰见我们的田二，看见他那伟人似的额头，又听见他说出这样一句预言家式的高论，大概会大吃一惊的……现在，批判田二的人已经下了台，双水村小学院子里的批判会，看来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谢天谢地，打哈欠的人们终于听完了徐主任的批判总结。现在高虎正高举起拳头，带领大家呼口号。口号声中，“阶级敌人”已经一个个滚下了场。田二是本村人，因年纪太大，被革命宽恕免于“劳教”。他完成使命以后，也就没人管了。
宣布散会以后，众人立刻纷纷离场。住在田家圪崂那边的人，有的早提前溜了，现在已过了哭咽河的小桥，走到庙坪的枣树林里了。甚至有更早溜走的人，已经淌过了东拉河，上了公路，脚步声和人的嘈杂声，使这夜晚寂静的山村陷入到一片骚乱之中。全村的狗吠声彼起此伏。谁家的吃奶娃娃被惊醒了，哇哇地哭叫着，在这清冷的夜晚听起来叫人心慌意乱……赶快回家吧！瞌睡得抬不起眼皮的庄稼人，摇晃着疲劳的身躯，迷迷糊糊穿过村中交错的小路，纷纷回家去了……
小学院子里刹那间就一片空空荡荡了。学校下面的哭咽河，在残破的冰面下发出轻轻的呜咽声。
当孙玉亭收拾停当会场，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院子，走到土坡下面的时候，突然发现田二父子俩还立在哭咽河畔；老小憨汉面对面站着，一个对一个傻笑。他们身上的破烂衣服抵挡不住夜间的寒冷，两个人都索索地抖着。孙玉亭自己也冷得索索地发抖——他那身棉衣几乎和田二父子的棉衣一样破烂！
一种对别人或者也许是对自己的怜悯，使得孙玉亭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这父子俩说：“快走吧！”
三个穿破烂棉衣的人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圪崂去了……
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圪崂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还没有发达起来。福堂叔和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相当亲密。母亲那时候常带着他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地，他们就相好得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她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他两个不论谁过生日，他妈或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挂在他们的脖子里——这是“锁线”，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广阔天地里玩去了。
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阳土坡上刨刨发芽的“蛮蛮草”根，这草根嚼在嘴里又麻又辣——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般严厉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只好一整天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才和润叶一块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在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冬天茂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艺儿很容易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拣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供奉土神爷的墙窑里。唉，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有什么玩具呢？那个年纪里，这些东西就是他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
一年年过去，他们家越来越穷了。可福堂叔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他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他们仍然象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
在他六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他契起一把小镢头，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少安，你也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他抗议说。“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呆在家里呢？再说，咱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他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得对。他早朦胧地感到这一天要来的，现在终于到来了。
就这样，他那虽然贫穷但充满无限欢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
他先是跟着父亲，随后便和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一块相跟着出山砍柴。每天一回，每回一小捆。他甚至学着象大人一样，用草绳把柴禾套腰一捆，又齐整又好看。母亲舍不得烧他砍回来的柴，就把这些可爱的小柴捆另外垛在院子里。时间长了，竟然垛起了规模不小的一垛。来他们家串门的村里人，都指着这一垛柴，对他父母夸赞说：“哈呀，这娃娃将来是个好受苦人！”城里人夸孩子夸学习，乡里人夸孩子夸劳动。他父母亲为此而很骄傲，他也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荣耀。
但是，每天砍柴回来，他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点象样的干粮。他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是又哭又闹，家里也没有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
每当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润叶在他家的土墙外面招手叫他。
他撒腿跑过去，润叶就把从自己家里偷出来的玉米面馍，给他手里塞一个。他贪婪地啃着，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一起耍大的伙伴。她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花衣裳，头发也再不是乱蓬蓬的了，梳起了两根黑亮亮的羊角辫。
在他八岁那年，正是一九六○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家本来就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麻缠父亲给他娶媳妇。父亲借下一河滩帐债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他们家只好从田家圪崂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借了一孔窑洞。
这时候，润叶在村里上了学。她并且跑到金家湾来，让他也去上学。少安这时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
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润叶在旁边哭着给他帮腔。父母亲怎么都乖哄不下他，后来只好同意了。父亲对他说：“我不是不愿供你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供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要好好学习哩……”
他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小学。他和润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
在双水村四年的日子里，他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饿着肚子来到学校。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家里给他拿干粮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两个相好，就胡说润叶是他的“媳妇”。润叶气得直哭鼻子。她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给他，等同学们下课出了教室，才偷偷塞在他的课桌里。他也是偷偷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里去吃……记得十一岁那年，他和润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院里玩“找朋友”的游戏。他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钉又绽开了，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别人玩，自己脊背紧贴着教室墙，连动也不就动。有一个男孩子大概早发现他裤子破了，这时就串通几个人一扑上来，把他拉在了人圈里。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他的屁股蛋“噢”一声喊叫起来，并且起哄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烂裤裤，没媳妇，尻子里吊个水鸪鸪……女娃娃们都已经到了懂得害羞的年龄，红着脸四散跑了。
他又难受又委屈。下午放学后，也没回家去。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圪崂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土圪崂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他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哭咽河。哭咽河，哭咽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
他突然听见润叶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旁边，说：“我回家里拿了针线，让我给你把补钉缝一缝……”
“你不会做针钱！”他不愿让润叶缝那块补钉——因为那是个丢人地方。
“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一下！”润叶说着便蹲在他身边，硬掀转他的身子，便笨拙地给他缝起来了。那时润叶才十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串了几针，让原来的补钉能遮住羞丑。她的针不时扎在他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她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强缝完后，她让他站起来走一走。
他刚站起来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
润叶捂住嘴，笑得前伏后仰，说：“没顶事！让我再缝！”他赶忙说：“算了！我回去叫我妈缝……”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一九六四年，他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圪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圪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他就象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圪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们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他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他还偷偷给她看自己的答卷。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他过去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但是当他上完两年高小，却再不能去县城上中学了。那时石圪节还没有中学，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去。到那里去上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再不能跑回家吃饭了，要月月交硬正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它花费也大多了。而同时，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他已经十三岁，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爸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睛受罪了。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他父亲在他面前抱住头痛哭流涕。他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地告别了。他多么不情愿啊！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爸爸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就这样，他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三被录取了。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全终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来，又象他上小学时一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这回用不着父母亲给她解释，他自己就象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当润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圪崂里，泪流满面地看着她出了村。别了，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将各走各的路了，我会永远记着我们过去的一切……
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后来，由于他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十八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多年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
在这期间，润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不论是她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她回村来，都要给他祖母拿着吃的，到他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说许多话。她给他说城里的各种事，他给她说乡里的各种事。不管他说什么，她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说……不过，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记得小时候，不光娃娃们，就是有些村里的大人，也开过他们的玩笑，说她是他的“媳妇”。可是，当他真正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这的确是个玩笑。村里人以后也不再开这样的玩笑——甚至忘记他们还曾开过这样的玩笑。总之，谁也不会再记起他们小时候的事了。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
……少安听他弟少平说润叶让他来一趟城里时，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怎么也想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和她后来并没有什么交往；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她会有什么事需要他到城里去找她呢？
他想：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可没什么闲功夫去逛一趟县城！家里现在危机四伏，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而为一件小事胡跑乱窜呢？不，他不会去。尽管这可能伤了润叶的自尊心，但以后见面时，他会给她解释清楚的。润叶向来通情达理，她会原谅他的。
他离开这棵杏树，思想马上又回到他姐夫的事上来。他即兴决定：立刻去找一下金俊武。这老兄脑子里弯弯多，他很想听听金俊武有什么高见。他本来想找他二爸进一步问清情况，但二爸现正在会战工地上，又算是个领导人，他不便出现在那里——等晚上再说吧！
他已经出了院子，从土坡下来了。
他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刹那间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啊呀！我为什么不到县城找润叶呢？润叶她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他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他姐夫的事，田福堂会只推不接；要是润叶出面给她爸做工作，她爸说不定会把徐治功说转的。
对了！只要他给润叶提出来，润叶就肯定会帮忙的。也许田福堂会耍个滑头，搪塞一下了事。但话说回来，现在除过这个关系还有点希望外，其它任何办法都是白跑腿！金俊武在这种事上能有什么灵法妙计呢？难道他自己就比金俊武笨吗？不行啊！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好，他现在不准备徒劳地瞎忙了。他想他得很快把队里和家里的事安排一下，这两天就走一趟县城。本来，就是润叶不捎话给他，碰到这种事，他也应该想到去找她帮忙——何况现在正好她叫他来，为什么不去呢！
他在自家院子的土坡下，旋即折转身，又返回家来了。他感到身上变得松宽起来。
他进了院子，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就问弟弟：“润叶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她？”少平看他哥这样颠三倒四又问他这事，就说：“我不是给你说了嘛！润叶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她……你究竟是去不去？要是你不去，我好给润叶姐回个话！”
少安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对弟弟说：“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