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渴望着性的单纯。
　　今天是“逃避者”体育场的盛大节日。我只需呆在匹科街的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里查看几段监视镜头的胶片，之后便可以沐浴在来自切文斯峡谷的和风中了。玛丁内斯和德北克队之间的棒球战，一只道吉狗，或盛在大杯里的冰麦芽乳，就会让你感到生活臃懒、满足得像一只肥笨的汽球。
　　我必须和那位银行经理聊上一阵，前天这里刚被抢劫。我们当然已经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初步检查。但是经理看起来好像至今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劲来，需要人的安慰。他差不多有5O岁，是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马拉松爱好者，肩有些怄偻，穿一件马德拉斯产的蓝色夹克，里面衬着漂亮的浅紫色内衣，灰色的便裤。在他的办公桌斜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凯文利斯国际公司的金属徽饰。
　　实际上他的管理无甚纰漏。这是一家新开的分支银行，闪亮的橡木地板，底色是大幅的彩画，镶有黄铜条嵌成的花形。女出纳员穿戴着可人的时装、珠饰，而男孩子们头发裁剪齐溜，身着一律的宽肩西服。仅靠他们那点微薄的薪金，负担这样的打扮有点不可想象。沿着各式储蓄计划、贷款图表走下去，在后门旁有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壶咖啡和一盘巧克力小饼。劫犯正是从这儿消失的，包括那734美元现金。
　　经理用他那骨棱、颤抖的手指拉着我的胳臂。这是他银行生涯里遇到的第六次打劫。每经历一次，他的周期性偏头痛症便剧烈地发作一次。只要看到抢，他对我说，就会变得面红耳赤。我得尽我所能的给他某种心理上的支持（那时我自己心里还在争论究竟应该由朱恩·萨米欧还是布莱特·布特勤担当第一击球手），提醒他我们是居住在美国的银行劫匪之都，在联邦调查局的洛杉矶地区分局里，我们每天都得对付也许是十件劫案。特别是如果你的银行附近靠着两处干道口的话，倒霉事就非找上你不可——不过还好，没有人受伤，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低级冒险，几个坏家伙只是让工作流程稍微打断了一下而已。
　　我是在浪费时间，也并没有打消他的顾虑；他崭新的瑞士小挂钟在枪管粗暴的撞击下已不成形状，再也不能发出令人信赖的“踢嗒”声。FBI在事件之后即到达这里。而现在，则是这位身高五尺四时的女特工。她即使是在节日里也不会穿那种垂过膝盖的灰色套装，而总是那一件T恤衫和牛仔裤，还有，很抱歉我得说，还有一双粉红色的“凯德”高跟鞋。她一直跟在这位凯文利斯俱乐部的可靠伙计身边，以她玲珑的身姿和耐心的态度信誓旦巳地保证这样的倒霉事绝不会再重演了。
　　我不得不爬上梯子去取那些胶片。有一半时间里里面没有任何胶片，因为这些家伙们根本就忘了启动摄相机。不过今天算我的幸运日，因为通常我都免不了要受到我的拍档，麦克·唐纳多的骚扰，他喜欢叫我去爬那该死的梯子，这样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死盯我的屁股蛋。当然那不过是个玩笑，因为他早已经结婚。我们在一块儿快三年了，有一次我把我的黑头发染成红色让他足足痴迷了一周时间。今天我是单独行动，唐纳多正在休假。
　　我发觉，当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便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我取出胶片，又把一卷新的塞进摄相机。经理留在桌边，正满肚子不高兴地往杯子里倒着某种药茶，嘴里还在叫着我“长官”。我走出银行钻进泊在林荫里的车中。收音机AM波段正在转播“逃避者”体育场里进行的比赛。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走出一辆轿车，戴上太阳镜。棒球帽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眼睛，行为诡秘。他正在扣一件短袖衬衫，但是里面他已经穿着一件了。衬衫下面有什么东西，鼓出一大块。
　　他看见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试图推想他可能是因为劫案派到这里来的暗探。我面无表情地呆着，没有笑容，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阵，直到他先避开。他摇了摇头，又回到他的车上。
　　我得到的全部信息是：那是个白种人，六尺高。我不知道他走回车子是否是因为他看出我是干这行的，或者是因为他恰好忘了带证件——他衬衫底下的要么是只随身听，要么就是一支勃朗宁手枪。我决定记下他的车牌号。
　　于是我把福特车开到他的车后。这时他正在倒车，我们差点就撞在一起。我记下了牌号，然后打开转向灯，缓缓滑出停车坪，一副打算离开的样子。头也没有歪一下，只是眼睛通过后视镜清楚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他一见到我转弯，立即又驶回停车位，关掉了引擎，窜出车，朝着银行走过去。这一刻我突然对唐纳多极其痛恨，我在这里孤军奋战之时，他却和妻子在遥远的卡塔尼娜。作了七年的外勤特工，我至少有12次不得不拔出枪来，但那时总有拍档在一起，要下身后也有强大的支援。我们不是地方警察，不能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抓人。除非是突发的恶性事件，否则在我们采取措施前都必须向地方检察官提供明证。我们的行动置于谨慎的管制之下。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飘忽的位置。但好像是得到了老爹老妈的忠告，在待工学校受训时记下的两条原则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保持清醒……照章办事。
　　如果我呼叫“211”寻求支援，LAPD会立即收到并派出六辆尖叫的巡逻车，同时通过调查局的无线电同银行取得联系，提醒他们又一名劫犯要光顾他们了。如果我是对的，这确实是一桩劫案，随后发生的就可能是一场流血灾难；如果我错了，那人只不过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饭桶，那么我就可能被骂得狗血淋头，剩下的时间也别想再到体育场去找清闲了。
　　我驶回停车坪，把车藏在一辆卸货车的后面，然后开始整理头绪：我现在的工作是保证银行里面的事情不变糟。我让他先进去抢劫，然后也让他出来，这种办法会使每个人感到高兴，除了银行经理，哪怕他是个低胆固醇，也可能发作心脏病。银行当然是保了险的、顾客只要不乱动会很安全。可要是我进去打扰他的话，倒不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我注意听着警用频道的讯息，准备随时听到LAPD的调度员说：“211请听好，加利福尼亚第一，匹科11712。”这就意味着那些训练有素的年轻通话员中的一位已经接到了警报。但是，我仍然只听到一些执行例行警务时的粗厉的嘈杂声，甚至盖过了附近两条干道上的喧嚣，而同时，我的紧张也达到极点。如果那个杂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他可能极其兴奋，比我跑得还快——这时我突然被一丝恐惧攫住了：防弹背心和霰枪可都还在车尾的行李箱里。
　　事实上，那家伙走进银行才不到九十秒钟的时间，但坦白地说我有些慌张，所以坚信银行里面已变得乌七八糟，漂亮的橡木地板上一定洒满了市民的鲜血——而就在我最终去拿无线电话的时候他跑出来了，满把的钞票，英雄般地环顾四周，把他的棒球帽抛得远远的，又扯开了那第二件衬衫。
　　我仍然没有看到那支枪，也没有看到任何犯罪的迹象，但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冲出银行，一面乱扔衣物的，在那一刻间，一种罕见的稳健和充足的判断力使我有决心超越法定的规则。就在他关上车门的时候，我的车已飙到他的前边，堵住了出口，然后我扑向他，准备搞清楚他是不是想去见上帝。
　　我握着一支玛格勒姆·357，在车窗玻璃外几寸的地方对准了那家伙的耳朵。
　　“别动——否则我会敲碎你的脑袋，让它像只熟透的红瓤西瓜。”
　　他不再扭动钥匙，抬起头来用一双粘乎乎的眼睛望着我。
　　“现在我可真的有点神经质，所以你最好别逼着我用这玩艺儿，否则我即使不杀了你，也会叫你终生残废。”
　　如果你想叫别人清晰、迅速地明白他的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陈词滥调通常还是有效的。
　　他似乎被枪管吓迷糊了。从他那边看过来，那无异于一门火炮，一个虽然形貌不清楚但无疑有充分自信的人就在它背后一臂远的地方。
　　“两只手放在挡风玻璃上，对的，对的，要慢。”
　　他举起了手，手掌张开贴在玻璃上，粘满灰尘的头发湿透了散落在头上。下腹部抵着驾驶盘，大概弄得他挺不舒服，看上去有点恼怒，又颓丧的样子。
　　“别乱动，否则我会把你的脸捶扁。”他没有动，“现在，打开车门退出来。”
　　门打开的时候，我的枪抵进了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从他腰带上取下了那块鼓囊的东西。那是一支发号枪。
　　“趴在地上。手放在背上。”
　　他只好俯在混凝土地上。我给他上了铐。
　　“回到车里去。坐前排。脸冲下。”
　　他进去了，垂着头。肾上腺素在奔涌，一瞬间我变得敏锐起来，感受到了我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东西，就像是在正午阳光的剧晒下，我几乎不能喘息了，汗水在我的臂弯和双乳间滴淌。
　　可我还没有把这该死的事情全部搞懂。
　　人们开始往停车坪里涌，他们仿佛看到了什么古怪的场面一样，脚步都僵了，一个脸色。
　　“我不敢相信你还在这里。”是银行经理，他也喘得厉害，“我们刚刚又被抢了……但是，”——似乎确实不敢相信一样——“你抓住他了！”
　　“所以他们才愿意付给我大价码。”我抓起无线电话。这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变得非常冷静：“我是345，匹科街11712号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刚刚发生一起案件，已处理完毕，抓获一名男性目标。请求派人协助。”
　　那一端一阵沉默：“再说一遍？”
　　好吧。我尽量保持着冷静：“我抓住了那个从银行里出来的笨蛋。”
　　又沉默了一阵，然后那边说：“你是在吓唬我吧。”
　　我听到话筒里继续传来各种警号，这时已壮起胆来的银行经理，我的委托人和刚结识的最好的朋友．刚刚从七次被劫的绝望中挣扎过来，重新爆发了对文明的希望，正急急忙忙朝四周围拢过来的人群高喊：“站远点。”此时，远处飞过来一架直升机，人们又都往空中望去。一位LAPD的警官在我们头顶上，手提着扩音筒喊到：“你怎么样？”
　　我给了他一个“OK”的手势——手指在头顶一挥——然后他就斜飞出去，那个疯狂的拉脱维亚机师是想把直升飞机就停在车坪的空场上，警报呼啸着，起码有一打来自威尔郡的孩子跟过去想看他怎样做。场面好看极了。
　　第二天早上很清闲，我那一组的人都有在清晨八点喝咖啡的习惯，他们都在等着我。而我前一天晚上一直呆在办公室里，直到深夜才算把书面报告弄完。
　　我得到了一圈掌声，他们送给我一只三尺长的手臂模型，绿色，泡沫胶制成，竖着食指，NO．1。另一件有意义的礼物是从棒球场弄来的：一只用纸板剪成的道吉狗，全身用闪亮的铝箔包裹起来，还有双份的花生果，和我最喜欢的冰麦芽乳，融化在凉滋滋的美味果泥里。
　　“我们都认为你现在春风得意，”凯乐·维侬说，“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大伙儿在就难说了！”
　　其他人都笑了。他们没有走是因为他们全在我的箝制之下。
　　“我们的长官正在华盛顿出尽风头，为什么我们却在这地狱底下做着美梦？”弗兰克，带狡黠的笑容说道。
　　“关他什么事？噢，他妈的狗屎。”
　　这时候麦克·唐纳多正躺在椅子里，双脚撂在桌子上，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一只手扯着他亚麻色的络腮胡须，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灰白色。大家都围着他是很自然的，他比我大十岁，也是组里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那么，唐纳多，”我假意问道，“卡塔尼娜岛怎么样？漂亮迷人？去海底潜泳了吗？”
　　他皱了皱鼻子，“你真走运。”
　　“你妒嫉！”
　　“你一直在等着这样一个山人头地的机会。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而你和帕姆金却去看到了真正的美妙的海鱼。”
　　“如果你不是这样叽叽喳喳或许我会让你一道去的。”唐纳多懒懒的回头道。
　　“嘿，我自己也能去。”
　　“你以为抓个人就算搞到了去C—1的通行票？”
　　“我今天就可以写我的调职申请。”
　　“算了吧，孩子。丢勒·卡特尔才真的想借机调到总部去。”凯乐说。
　　丢勒·卡特尔是这个组的主管督察，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卡特尔已招到太多人的厌恶，”芭芭娜·苏立文是我们的协作员，外号“电脑”，她说道，“他们决不会把他安排到总部去。他们会让他留在这儿，直到腐烂为止。”
　　“你希望如此。”
　　“不，我才不这样想。”芭芭娜一面说，一面拨弄着她的金链上的珍珠粒儿，“如果他要腐烂的话，就让他到地狱里去腐烂吧。”
　　“不过，丢勒做事情不这么简单。”凯乐说，“他喜欢折磨你，把你弄成碎肉条。”
　　芭芭娜做了个怪脸。
　　“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凯乐耸耸肩。
　　“作为一名美国黑人，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要懂得一点古老习俗。”
　　“原谅我，”凯乐捏着一副怪嗓，“我只是弄丢了我的性敏感指南，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这么说怎样：‘你！这头白种猪！’”弗兰克答道，我们全都笑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这里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大杂烩。
　　“卡特尔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了。”唐纳多把脚伸向地板，干巴巴地碾碎了一块饼干，“而你这一票的确干得棒极了。”
　　我有些飘飘然：“多谢。”
　　他的眼里充满了暖意：“你已经赢得了资本。”
　　罗莎琳，在地区分局办公室已干了二十年的行政助手，走了进来。
　　“安娜？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来加入我们的派对吧。”
　　“你听说安娜的非凡业绩没有？”唐纳多嚷道，“如果还没有，她会告诉你的。”
　　“安娜，”她仍很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句话。”
　　凯乐冲着她笑，论年纪，罗莎琳简直可以做他的母亲，不过今天她并没想当这个角色。站在房间中央，我注意到她的神情有点特别。
　　“出什么事儿了？”
　　她领着我出门。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一个带给你的消息，是坏消息，安娜。”
　　一定是哪件案子出了毛病。哪件呢？我的大脑直到早晨还没有恢复运转。我仍然留在那停车坪上玩着“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我们拐到门口以便私下交谈，我们面面相觑，她比我矮小得多，所以必须仰起头来看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只管瞪着眼睛。
　　她递给我一张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上面写着：“你不在的时候……”底下是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还有电话号码。我看了看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
　　罗莎琳点点头，她的眼睛有点潮湿，含着些伤感，普通人的伤感。她的眉毛拧在一起，显出同情的样子，这种同情来自于一个已经懂得并珍惜生命价值的人。
　　她微微耸动着肩膀，似乎是懂得我的慌乱失措。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听到类似的事情也一样。她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
　　“他们说，她是你的堂妹。”
　　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作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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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间我们称之为“牛栅”的大房间里，有二十多张办公桌，成对地联在一起，我的桌子只是其中之一。顶灯发出柔和的黄色宝光。只有当朝向丢勒·卡特尔办公室的那扇门开着，并且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他朝南的窗户望出去，你才可以看到韦斯特伍德外面的世界。
　　但是从我坐的这方看过去，除了一方灰色的墙壁，却是什么也得不到，靠着墙壁有一个金属衣帽架，但此时，唯一挂在上面的是一件老式运动夹克，黑色标识牌L 写着几个字：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衣服的前摆上点缀着大概是好几代人传下来的什么奖章啊，建议啊，地图啊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以及包括从绿墨水到真正的血渍一类的污迹．血渍来自于某次特别行动处的弗兰克，常和一个批发商之间龌龊的口角。
　　因为我成天都得对着它，所以一度我曾把这件“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看成是我的拍档，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手，是一个辛辣敏感的精灵，他知道我们的全部秘密和答案，但从不多言多语。究竟是谁从他的这种静默感受到更多的孤独？他还是我们？
　　我按照留言纸上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拉丁语电视的嘈杂声，然后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Bueno？”
　　“古特瑞丝夫人？我是FBI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
　　那边立刻传过来一串急促的西班牙语。
　　“对不起。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惊讶，“没问题，我可以讲英语。对你堂妹的事，我很难过。”
　　我的直觉一向正确，就像这次在银行这样。现在我却觉得是不是某人在对我搞什么恶作剧。
　　“等等，夫人，可我并没有一个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堂妹。”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脑袋里转着念头：什么叫作某人的“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很抱歉。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奥尔瓦尔多小姐。”
　　“没错的。现在，你的家人需要你的帮助。”
　　她既武断，又荒唐，让我差点笑了起来：“那不是我的家人！你瞧，我出生在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而你父亲的家族来自萨尔瓦多。”
　　我一下子感到不安了。多年来已没有人提到过我的父亲。他据说是来自中美洲，但我从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国家。自从很小的时候他抛弃我们以来，在我们家里他一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母亲和我与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个警官。我是被新教徒和白人抚养长大的；你不可能和白种人有更深的关系，否则就会像我们的维京祖先那样满头卷发，可是碰巧我的头发又浓又密又黑，如同高加索人。那么拉丁美洲血统就可能是我的另一来源了。
　　更加冷淡：“你为什么找到我，古特瑞丝夫人？你想要什么？”
　　“不是为我，是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他们在这个国家里没人照顾。”
　　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仍在顽固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敷衍着他们的虚构看这场戏如何演下去：他们一定是先找一个死了的穷人，再找一个未曾谋面的亲戚（真正的或者虚拟的），接下去是敲一笔钱“照顾孩子们”。迟早会有人出于内疚寄上一笔款子的。我开始作一点笔录。说不定这会成为一条证据。
　　“是吗？”我一边写，“他们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因为我们都是从萨尔瓦多来的，所以关系很好。她做工的时候，我就帮她照看孩子。只不过她一死这里就没有人了。”
　　“她怎么死的？”
　　“在街上被枪杀的，是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圣莫尼卡大街。死得很惨连手掌都被打飞了，他们把她抬进棺材的时候只好套上了白手套。”
　　“警察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话筒里一阵喘息和啜泣声，女人的音调变得急促起来，充满了渴望：“谁将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职业反应来得最容易：“我会安排你同慈善机构联系——”
　　她打断了我：“维奥莱塔受雇的最后那位女士还欠她一笔钱，如果你能拿回那笔钱，我可以来照顾孩子们，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她说“家”的时候，带有一种亲切的信服感，就像虔诚的人们谈到上帝一样，让我感到发窘。我的家是我外祖父的，生活中缺少上帝的关照，我自己仅仅在玛丽娜·德·瑞有一个带家具的卧房。还有我的1970年造普利茅斯巴罗库塔篷车。每周有六十、一百个小时呆在局里，中午一顿便餐，每天在泳池里游一个来回。工作如此紧张，你只能寄希望于升职。最直接的途径是作特别行动处的主管助理，甚至成为特别行动处的第一个女主管，拥有一间像戴文那样舒适的办公室。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要求至少在五年期间你得恪尽职守，把每一部分工作都熟透，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不许漫无头绪，不许出错，不许发胖。
　　我必须做到这些。“我还是希望你去找社会服务机构。”
　　“不，”这个陌生人顽固地坚持己见，“那样不对。这些孩子是你的血亲。”
　　“这恐怕有点荒谬。”
　　“维奥莱塔和你父亲来自同一个村庄。”
　　“什么村？”
　　“腊帕玛。”
　　“从未听说过。”
　　“她说这是个小地方。大概离圣萨尔瓦多有一百英里，有一个黑沙滩。”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零碎中，确实有一块瓷片一样的东西，就像是被海水洗磨过的玻璃那样闪亮：“当你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块黑沙滩上玩耍的。”
　　这让我有点震撼。
　　“古特瑞丝夫人——很抱歉，可我还得接另一个电话。祝你好运。”
　　我挂断电话，抬头凝视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袖子是空的。我心里有种轻飘的感觉。
　　之后我意识这个不速之客已骚扰我很久了。芭芭娜·苏立文还有事找我哩，关于银行劫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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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相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节。
　　但是对于“电脑”而言，这些东西便成了家常便饭，值得仔细地咀嚼、吞咽、消化，然后变成有用的信息存贮在大脑里面以便随时取用。“电脑”常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她的个人生活。在她嫁给另一位同事之前，芭芭娜和我经常结伴到警察酒吧去作乐，她至今还能说出我每一次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警衔和姓名。
　　芭芭娜这次的协助任务是找出此次劫案和洛杉矶市每年发生的两千次以上的银行劫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单独作案的劫犯会多次出手，十次或者十五次，仅仅为了不到一千美元的数目，然后消失在闹市中，或者劫犯们的乐园里，或者某个法制薄弱的地方。现在这些家伙们都难保没有卷进来，调查已经铺开，而且将进行得更加细致。我们的破案率并不高。而经常要靠“电脑”，通过对那些图片的周密分析，才找出一条破案的线索。
　　我走进办公室时，芭芭娜正在读一本《人民》杂志，封面上印着简娜·玛森的照片，一面吃着一块生日蛋糕，蛋糕好像是从谁放在午餐室里的那一大块上切下来的，涂着厚厚的巧克力、几颗山莓点缀其间。她向我推过来一只米老鼠纸盘，上面搁着选好的餐巾和一把红色的塑料餐叉。我带着我的大杯子，知道她这里总是有自己调制的新鲜的咖啡，带有桂皮香气的。
　　“我已经被简娜·玛森彻底弄栽了，”她说，眼都没抬一下，“整个世界就像坠入了一团迷雾。”
　　我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相片，就像对自己的家庭影集一样熟悉。在芭芭娜心里，五十或六十个或者所有她知道的影星中，只有简娜·玛森是真正不朽的。
　　“她是个瘾君子。”芭芭娜摆了摆手，她是发出内心的伤感，好像被击溃的反倒是她自己。
　　我吸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她挥舞着那本杂志，我看见那张著名的黑白肖像，这是简娜·玛森不到二十岁时拍的，她那动人的颊骨似乎是在述说：“如斯图加蒂瓦的曲线一般单纯，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动人心魄。”
　　芭芭娜急切地说下去：“你不记得那些精彩、感伤的老音乐片了吗？”
　　“我讨厌音乐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我说不出话来。芭芭娜瞪着我，有些沮丧：“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掉眼泪的故事太粘乎？”
　　“是啊，机器人死了她都要伤心”。
　　“她拒绝了在《姬姬》中出演主角——这是个大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她和路易斯·约旦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电脑”不停地说下去：“她的第一个惹人注目角色是《坏男人》，著名的西部电影，和约翰·维勒演对手戏。”
　　“连我都记得，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最高的一座小山垛上作爱。我猜他们是真的干了那事。”
　　“看看这个！”芭芭娜举着杂志，手指用力像要掐住谁的脖子一样，“她成了瘾君子！就像大街上的每一个浑球。”
　　我把杂志接过来，查看了一张简娜·玛森上周拍的相片，她戴着墨镜，正要钻进一辆高级轿车，身上的亚麻套装是定做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黄玫瑰。看样子不像是在去贝蒂·福特中心的路上躲避记者，倒像是急着赶飞机去罗马。
　　芭芭娜指点着说道：“我过去常常在我的卡索尼克校服外边套上背带裙，因为简娜·玛森的这一身打扮着起来如此的性感和罗曼蒂克。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爱华滋高等学校，那时候我三岁，以后我每年都在那儿寻觅，希望她也在。她那时穿着所有舞裙中最美的舞裙，她是所有皇后的皇后。上帝，我也希望能有那么美！”
　　我像抓住了点什么东西：“三岁的时候，你什么都还记不得。”
　　“我记得。”
　　“我在五岁之前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和外祖父住在圣莫尼卡的整个时期都是一片空白。”
　　芭芭娜瞧着她的咖啡杯底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跟你的精神病医生谈过这些吗？”
　　“为什么？这很正常。”
　　但是芭芭娜的注意力又已若有所思地转到那本杂志上去了。
　　“简娜没有嫁给肯尼迪总统我真是很难过。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纪最为匹配的一对。结果错失良机。”没有停顿地，“丢勒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点特别的东西了。”
　　芭芭娜笑了。骨骼瘦小，桔红的头发滑落在肩头，冒失的鼻子，蓝眼睛，从生理上说处于高度进化状态，看起来就像个FBI，跟我一样。印有米老鼠图案的餐巾卡在她黄色羊毛衫的脖颈处。
　　她把一张监视器上拍下的相片放到我面前。
　　“这就是你那家伙。”
　　照片上那家伙戴着棒球帽，穿着两件衬衫，在加利福利亚第一银行里，正站在一个出纳员的窗口前。他没有拔枪，什么都没做，哪怕是极细小的危险动作。相片上贴着：UNSUB（不明目标）。
　　“这个也是。”
　　第二张相片上他穿着不同的衬衫，戴着另一顶棒球帽，但是同样是虚胖的脸，萎靡的眼睛。
　　“一样的M．O．（汇票），”芭芭娜继续说，一面用她的餐叉指指点点，“枪，棒球帽，完全相同的要求：‘给我百元钞，不许染色。’”
　　第二张相片上贴着：“UNSUB，西部银行，库尔文城市分行，1984。”我非常吃惊。
　　“你怎么做到的？”
　　“维他命A。”
　　“你怎么记得？你在玩什么花样？”
　　“当然有诀窍。”
　　她突然站起来，把我们盘子扫进垃圾篓，然后转向我，双手抱在胸前。
　　“那时我还是个新手，丢勒·卡特尔经常溜过来，把我推到卷宗柜这儿靠住，然后暗示我怎样消遣那个下午。我都一笑了之，自己觉得很机敏，还说‘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那硬邦邦的玩艺儿在后面顶着，他的手也滑到了我的裙子下面。”
　　“芭芭娜！”
　　“是，是这样。我可以一枪击中那个无耻骗徒两眼之间，但是相反……我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我哭了。告诉他我有男朋友。诸如此类的谎话废话。这是一次性骚扰。”
　　她把珍珠拨来拨去。
　　“他要带我去吃午饭，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次的事情，或者谈论一下怎样在百威利坞饭店找一处顶层套间，谈论一下摩门教男子在床上那么的出色，他们有许多高超的性技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妻子和孩子……但事实却是，他恨女人。”
　　我又看了看这位身着黄衫、戴着珍珠项链的、小巧的，来自芝加哥的卡索尼克校女学生，虽然充满愤怒却仍显得淑静。
　　“碰上这种事情我真替你感到难过。”
　　“我结婚之后才从丢勒·卡特尔的魔掌下解放出来。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还能在我身上占点小便宜。但是时过境迁，我一定会报复他的。”
　　“怎么做？现在才诉诸法律太晚了。”
　　“我一直在注意他，他也知道这点。你想我为什么会在银行劫案这件事上和你们合作这么久？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盯住他，就像现在——你抓到的这家伙做过两起劫案，你一定会有机会升到C一1去。丢勒·卡特尔肯定会动些歪脑筋，因为你是女人你却做到了，而他却永远也升不了职。”
　　我搂住她的双肩。她是我的朋友。“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丢勒·卡特尔身上。”
　　“那让我得到快意。”她单薄的玫瑰色的嘴唇现出一丝僵硬的微笑。
　　“某天，”我对她说，“你来和我一起扳倒这堵墙。”
　　“上帝与你同在。”
　　三小时以后，我带着那家伙到了城市拘留中心的审讯室。他叫丹尼斯·希尔。我把他的权力告诉他，就开始问话。但他拒绝开口。他穿了件橙色外套，背后印着MDC 字样，看起来还是跟昨天一样阴郁，我捉住他那时候——一张没有刮过的、长有双下巴的脸，蓬乱的灰色头发缠结在一起，混杂着颈背上长起来的卷毛。
　　“你是个不错的银行劫犯，丹尼斯。”
　　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发觉里面闪动着一丝狡黠。
　　“这不是你的第一桩买卖。你以前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
　　“所以说你很不错。不是了不起。是不错。”
　　我向他出示了两张监督照片，一张是最近这次的，另一张则会把他带回从前。
　　他用那双沉重的眼睛看了看相片，又回看我。
　　“很好，丹尼斯。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已捉着你两回了。”
　　我把相片装回信封。
　　“你们只是从理论上捉住过我。”
　　他的第一句话。好精明。
　　“怎么讲？”
　　“你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他把手撑在桌子上，同时把椅子向后挤了挤。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尽管门口就站着一个六尺四的大个儿警察。
　　丹尼斯把手指插进他油腻的头发里。
　　“你知道我从前住在哪里？”
　　“巴黎。”
　　“帕罗斯一维得斯。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那时已很值钱……也许值五十万美元。”
　　“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抢劫犯。”
　　他摇了摇头：“我是乌格斯·埃诺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年薪二十万美元。”
　　他很平静，似乎在等我把这些零碎拼接起来。我还记得在停车坪上，当我直接面对他时我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反抗。他似乎很狂躁……堕落……从高空坠落的边缘。
　　“是谁诱使你做那些事的呢？”我谨慎地问。
　　“除了我自己，没别人。一卷卷钞票，大堆的女人，漂亮的汽车，可爱的小马驹，全他妈的臭狗屎，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你的脑袋里全塞满了这些念头。开始是变卖资产以满足这些嗜好。当你失去一切以后你变得绝望你就去抢劫银行。这很容易。所以你又干了一次。”
　　他全身一阵颤抖：“我有个儿子。他今天早晨来看过我。他仍然爱我。”
　　他咬着拇指指甲的一角。
　　“你是个聪明人，有教养，丹尼斯，为什么你不寻求一些帮助呢？”
　　“因为我爱上了柯卡因。”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他爱上了柯卡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这样清楚、这样干脆、毫无愧疚地说出这一点。他爱柯卡因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奸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一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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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晚上，我制定了一个大方案：上一趟食品杂货店，冲一个热水浴。芭芭娜借给我一本汤姆·克朗茨的新作《大厦将倾》，我盼望着能端上一杯山莓茶，躲在床上慢慢欣赏。这种类似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可大有说道。
　　“大洋了望住宅区”是玛丽娜·德·瑞最古老的房产综合企业之一。1970年离奇古怪的致幻剂时代中一个短暂的时期就使它世界闻名，那时候我才十岁。他们中几个臭名昭著的人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个小区，有人把LSD（麦角酸乙基酚胺）撒在马铃薯片上，结果有三个人激狂致死。
　　这以后他们才把“南海别墅”改成了“大洋了望住宅区”，但是仍然有单身房客、过客和合租者，每到星期五晚上，就举行“社交野宴”，每个人此时都要钻出他们的小屋，围在油腻、破旧的烤架周围，想的大概是在我经过这个居民区时，怎样把我的公文包和四只塑料袋里的食物攫夺过去。而这个晚上我见到的却只有一大家子中东人在船上。戴着黑面纱的女人们正打开亮敞的黄色盆子取出鸡肉、玉米饼、米饭和来自波罗罗科的蚕豆。我的全新多元文化训练告诉我他们没有异状。
　　我住的地方在一条死巷子里，是一幢粉刷成棕色的两层楼建筑，却被荒谬地叫作“塔希提花园”。虽然离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但这儿毕竟是家，三个房间，带家具，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七年。妙的是，连沙发我都从未买过一个。
　　邮箱里塞满各处寄来的商品目录，还有一个很大的棕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脚捧着食品袋，又忙着去厕所，原是可以早点打开信的。现在它还躺在厨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大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四十多分钟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目录分类整理好，一面在心里决定和谁一起吃晚饭，埃蒂·保尔还是J·彼得曼。时间流逝，我从微波炉里取出一只烤鸡，放在厨柜上的一只搁盘里，这是我的一个小嗜好，从“男孩子市场”买来的，香味随着热汽的上升弥漫开来，还带着一股面包屑以及葛问罗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开一盏聚光灯。
　　那封信。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X10时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其次，整个街道：酒吧、服装店、拐角、小巷。
　　犯罪场景的东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脸冲下。白色的三角路牌高一个被抛下的钱袋有五尺远，子弹击中了巴士站的长凳和一堵墙，那儿还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她的脸，照相机拍下的这一侧，是心形，上下颌张开，舌头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状，眼睛半闭着，这些是你从图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盖着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样隐隐发亮的东西则使人感觉到人生在苦闷与虚无之间的徜徉。
　　实际解剖的图片，精确地显示了尸体从盖着尸布运进来到解剖实施的每一步过程，如地狱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时我坐在我的厨甩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术时流的血或血块，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上的原始枪孔，尸体只是除去衣服而已，看起来仍然是个人形。这样一览无余的观察是无耻的，特别是对方已无法保护自己，全身涂满了鲜血，却被粗暴地剥去了掩饰，没有任何秘密能保留下来。对人类尸体施暴力是最不可想象的。我在想，我的上帝，得有人照顾她，得给她盖上被单，得让她圣洁地保存下来。
　　剩下的照片证明：枪伤，伤口口径45；丫形切口从腹部一直到耻骨；摘除肋骨骨架，我曾被告知这得用剪切刀完成，以检查内部器官；直到最后剩下来的只有谋杀、暴力和以暴力充当碎尸手段的科学检查。前者与后者毫无区别。封套上没有医学说明，只贴着一张字条：M．E，悬案报告。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这也许是约翰·罗思寄给我的，冲撞和伤害的感觉让我大为震惊。但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惊讶呢？他总是喜欢寻求刺激——夜半电话，从车库的柱子后边猛跳露面。六个月前，我听说他被停职三十天，因为他在一个公园里把枪塞进那个棒球投手的嘴里，而别人只是在和一群同事进行合法的聚会。我从凳子上跳起来，大步踏进卧室。那股葛冈罗拉干酪的味道让人难受极了。
　　想都没有想我就敲下了他的号码：“别再干这些肮脏勾当。”
　　“冷静点，安娜，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死硬，他是在瑞唐多海滩他的公寓里，我可以轻易想象他正坐在健身器的座位上——这是一套北欧田径运动员的训练设备——除了一条长运动裤外什么也没有穿，嘴里叼着一只大麻烟卷。年轻时为了成为一名警探，他花了大力气锻炼出一身世界级的运动体格，只不过一直保留着在七十年代就已过时的汤姆·芭内克那种小胡子，也许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以免看到他爬满双颊的痤疮斑。
　　“安娜，……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
　　他过去在床上也常常窃窃地说这些，要求我接受它，直到我们之间已越过一些原来十分模糊的界限。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他又用鲜花、电话、电传、各种装腔作势的小伎俩重新发动攻势，跟他的性侵扰一样。有一次他因此激怒了我，我一拳击碎了他的下颚。我越是逃避他就越是顽固，越发不依不饶无休止的蛮干，一直到我每时每刻随身带着武器。
　　“这又是什么把戏，约翰？”
　　“以为你会有兴趣看你的堂妹最后一眼。”
　　“我X你。”
　　“X我？”他笑了，“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他妈的毒品贩子。”
　　古特瑞丝夫人说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长期受苦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能说她贩毒？”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点兴趣了：“证人在哪里？”“一个叫‘耗子’的街头混混打电话给911，但是——不用奇怪——后来却对调查人员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要紧，这是一起汽车过路枪击案。凶器是45口径的Mac—1O，全自动，除了杀人没有别的好处。射出十五发子弹，七发击中被害者。”
　　“可能是无意的。”
　　“看第五号图片。”
　　我走进厨房找出第五号，电话仍贴在我耳边。这张相片上，尸体被洗过，以现出伤口。半时子弹没有留下整齐的枪眼，它们完全击碎了骨头，射穿喉管，造成胸腔大出血。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点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铅笔尺寸的东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样？”
　　“血充满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为止。”
　　“你认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长的时间，约翰？”
　　“几分钟，”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看看手。”
　　没有手，只有两根血桩子。
　　“他们轰掉了她的手，”他指导着，“作为对她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的惩罚。毒贩们总喜欢这样做。这是杀鸡给猴看。”
　　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FBI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 no 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他妈的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在这里你甚至没有办法走上阳台。不过装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个劣质熟铁的火炉和几盏西班牙式样的吊灯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灰粉房盆子变成中美洲庄园。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设计成歪歪斜斜地四边形，底层是敞门车库，每个人的窗户一打开就对着别人的窗户，中间那块空块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人声的嘈杂声和回音，有人把一辆自行车插放在他的窗户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属装饰之间，不用说这是在三楼——否则，这辆自行车早就被清洗得只剩个骷髅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围没有人。我穿过几扇扭曲了的铁门匆匆走进门廊，那儿挂着一个像是人体气管一样构造的雕塑，在我头上。没有上电梯，谁知道里面潜伏什么东西，宁愿辛苦地爬那两段铁梯。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烟卷的喷雾或者油煎鱼。铺在脚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贱的那种；如果你没踏稳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个，在两个小房间里乱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住这里吗？”
　　“是的。但现在是我住这里。”古特瑞丝夫人披着一件纺织粗糙的豆绿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去。你会发现你现在置身于“提国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时的野店房里。
　　“你和维奥莱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楼上有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我打电话给房东问过我是否可以住下来。”
　　古特瑞丝夫人点燃一支香烟。她很丰满，发型很奇怪——耳鬓的头发剪得很短，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点头披巾的效果。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装，对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饰，扎着皮带的短裙下露出裸着的粗壮的大腿，脚上抹着指甲油。
　　“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有吸毒者、没有掮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挛。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
　　也许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个年青的拉丁女人闯进了FBI 的摩天大楼。可能她还不会说英语（怀着天真热切的幻想的农村女孩，恭顺的，一头黑发），于是就把美国移民局的情况写给她，关心她，耐心地告诉她该到那儿去试试。那时在我面前横亘着刚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战，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个充满困惑的移民唠唠叨叨的西班牙语，所以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心灵早已被那将我们与公众隔开的双层防弹玻璃墙深深挫伤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着就好像我真的这么干过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否因为我傲慢自大使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这条路并最终导致了那场血光之灾。
　　名片滑落进我的夹克口袋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次告诉我从你父亲那边算她该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古特瑞丝夫人舔湿了手指把书页一阵乱翻。那本《圣经》搁得有一臂远，她斜着头眯逢着眼。
　　“这是维奥莱塔的母亲，该是你的姨妈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独个儿站在一处简陋的地方，看起来似乎已被四周过度生长的奢华榨蚀光了。她的黑头发未经任何修饰，两眼下方都有一点黑晕，但是她笑得很温和，身上穿着黑白相间的服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花点，没穿鞋，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维奥莱塔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在我看起来，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仅有些竹枝、衣服、叶子，没有屋顶和墙。另外的是些维奥莱塔兄弟们的照片——更多所谓的堂兄弟——正在剥玉米；还有一张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榈树上的一只鹦鹉，似乎被水浸过，颜色已经褪了。
　　我摇摇头。没有任何一张能让我产生点印象。
　　“警方认为维奥莱塔卷入毒品活动。”
　　“这不对。”古特瑞丝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视我。
　　“他们认为这是她被杀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疯了。我了解维奥莱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和毒品和黑社会一起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攒钱回萨尔瓦多。她是个好人。”古特瑞丝夫人一再坚持，眼睛里已装满了泪水。“她爱她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着战争。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国，却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着烟头搁到水槽流淌着的水里，“嗤”的一声灭了，然后带着一丝怒气把它扔进金属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给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许多钱。”
　　“欠了许多钱？”
　　“大概……”古特瑞丝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头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维奥莱塔很不高兴。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为什么？”
　　“这不是她的错。”古特瑞丝夫人尖声说，“你可以去问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为维奥莱塔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帮她看着孩子。瞧，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两个孩子冲进房间。小女孩大约五岁，她弟弟三岁。她手牵着他往冰箱走去，试了几次终于打开，伸出手去想拿什么东西。
　　“我来拿，珂娜若，”古特瑞丝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间，从敞门车库里传来的沸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拉丁音乐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开灰尘满布的米色玻纤窗帘向外瞅去，两个青年正高声谈笑，有只手拿着一件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一面解开花园的软皮水管一直往车库那边一辆七五年产的道吉车拖过去。他们为了洗那块污渍，看来是要用去中部严重干旱地区半个小时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阵紧张。
　　“克里斯多巴？特瑞萨？这是塞纳瑞塔·格蕾。你们妈妈和你们的亲戚。”
　　两个长着杏眼、皮肤金黄的孩子手里捧着塑料杯望着我。他们也许跟我毫无关系。那个女孩眨着眼睛，没有笑容，她穿着粉红的短裤和显得瘦小紧绷的T恤衫，看起来有点像六十年代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条绿色的士兵杂役短裤对他来说显得太大了，折叠了无数次用安全别针扎在腰间，根本没有穿衬衫。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他问。
　　“你妈妈在天堂。”古特瑞丝夫人说，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我告诉过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着这个问题，直接面对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古特瑞丝夫人的喉头因伤痛发出了一种咯咯声。她把他揽进怀里：“到这儿来，克里斯，想和我跳个舞么？”
　　她随着那震动的楼层的音乐晃动着臂部。孩子被贴着身体紧紧抱住，咧开嘴，越笑越欢了。
　　“特瑞萨，跳起来吧！让我们来做merengue。”
　　女孩没有移动，就在我面前跳了起来，眼睛却不知盯在什么地方。为了近看她，我的膝盖跪了下来，直到我们的双眼对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手抚摸了她的脸颊。但她匍伏下去，一直爬到婴儿床下，双臂紧紧抱在脸前，倦缩着，脸紧贴着墙壁。
　　我觉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预感——这时它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荡着我的身体：混合着隆隆的音乐声，混合着穿透身体的热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经证实的恐惧感。慌乱，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冲动：跟着特瑞萨躲到婴儿床底，那黑暗狭小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找到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丝马迹，他们也许就躲在某个看起来并无危险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减少痛苦，痛苦就会随之减少，减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乐声仍在变大，难以置信地，另一个音阶，古特瑞丝夫人把纸张相片全部收拢，重新夹回《圣经》里。为了抵消音乐声，她相当用力地说：“拿着这个。这是维奥莱塔的。”然后把书塞进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笔钱……也不会给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丝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脚已踏上了楼梯，在她身边的男孩被她的动作和外边的音量吓着了，哭起来。“那钱归孩子们。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抚养。”
　　我的手指摩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封皮破旧干皱。我简直无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的出来。留下小女孩无法形容的悲伤和古特瑞丝夫人关于Nerengue 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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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理由相信“JAP匪帮”又出山了。这个匪称是督察官丢勒·卡特尔赠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的。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留着长指甲，保养极好，只不过碰巧喜欢上了在河谷地区干活。她的“汇票”和顾客们的混在一起，总是让出纳员大吃一惊。我们认为，大约有一打的劫匪是供她驱使的。华盛顿储蓄银行和希尔曼橡树贷款银行的是最近的两桩。
　　唐纳多和我接到211警报，和当地警察几乎同时到达那儿。我们刚刚开始讯问证人，我的无线传呼信号就响了。我打电话回办公室，罗莎琳说丢勒·卡特尔想马上见我。
　　我回话说，我们正在调查中没法中断。三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完工，但我仍不想立刻回去。我闲话不断，唐纳多只好顾视莞尔。
　　“到C—1几年后我就会升任主管。我一直想到华盛顿，D．C．去住。”
　　“华盛顿到夏天是个狗屎城市。”
　　我们沿着405干道一直往南开，有许许多多汽车，在干涸枯燥的丘陵之间形成两道回反的弯曲的车流。
　　“比这里更糟？”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唐纳多十五年前娶了一个来自“恩锡罗”的女孩，并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刚成为拍档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分居了六个月，但唐纳多和我彼此不熟，他并没有向我谈到这点。唐纳多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道德感的人之一（“我靠礼教生活。”他曾经这么说过，不是开玩笑），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过得不快乐。他拒绝抛弃他的妻子。后来他们合好如初，并且坚信他们的婚姻会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坚固。之后不久，在我们每年的从巴克斯菲尔德到维加斯的竞速比赛上，麦克和罗谢尔双双获胜。每一次你去过他的办公桌，你总会看到他正专注于那张照片，上面两个人大汗淋漓，正亲吻着那座该死的奖杯。
　　“不要和丢勒·卡特尔上床。”他最终开口，不再怀有那种忧郁的沉默。
　　“我做过吗？”
　　“我听到你在电话上都成了‘嗨——我正在办案’小姐。别取笑。卡特尔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得到提升？”
　　“他想得到高罗威的位子——想成为整个地区办公室的主管。从他的观点来看，——一个来自纽约的天主教徒，别说，得把他掐死。”
　　“高罗威似乎相当快就得到这样的描述。”
　　“高罗威自己也是如履薄冰。他已经来这儿八个月了，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出错。卡特尔弄得他紧张。”
　　“我对丢勒·卡特尔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信地说，“加利福尼亚第一的案子自个儿就能说明一切。”
　　唐纳多只是咕哝着。我打开收音机，但是他对“体育网”不感兴趣，就又关上。我平静地观察着车窗外，车子在无穷无尽冗长的干线上奔跑，车车车车……一望无尽。
　　丢勒·卡特尔在办公室里做卷宗。我终于到了这儿，觉得似乎我应该说点调和性的话，事情才能容易解决些。
　　“很抱歉花了这么长时间。交通状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说我也知道。”
　　丢勒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带有那边人种喜欢争斗的特征。对于别人来说，一个长期懒散的男孩的腔调可能是具有魅力的——像是揣着金条的牛仔们的回声——但是对于丢勒来说则意味着威胁和不友好，对人类生活毫无认识的枪手。如果他认为你移动缓慢，要滑头等等，很可能他就会花点时间拿支，45指着你的前额。我把他叫作反社会的人。他不喜欢别人。
　　也没有人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脸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少年人：十五岁的年龄，棉花一样苍白的皮肤，双肩佝偻，支撑着大而软的身体，一张圆脸，黑色直立发亮的头发——额前总是垂着一缕，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深不可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获得了乔治敦的法律学位，但是在他身上仍然有一些东西是危险的，无法预言的，这种来自边远蛮荒地的兽性总是会和书本上的学识产生争执。
　　一位男同事告诉我丢勒曾经表示在他结婚之前要保持童身。他说他在他的官衔提升以后就再没做到，“摩门教”统治了洛杉矶地区办公室。那时候在半个拉美地区风行的反歧视社会运动打破了权力结构，现在这些地方已培育出兄弟关系。那时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好时机，这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因为他收集了许多日本刀，所以一些家伙爱和他往来；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讲，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跟进了深冷室一样。我能够想象，前一位女同事的残骸是怎样在精心锻制的熟铁弯钩上摆动。
　　“你昨天到哪儿去了？”
　　我在想。在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
　　“北好莱坞。”
　　“你到那儿去做什么工作？”
　　“私人事务。”
　　“在政府时间？”
　　我会找到办法搪塞过去的，但是使我不高兴的是老板回来两天了，却仍然没有对今年最为精彩的拘捕发表任何看法。
　　“如果你查看一下我的时间卡你将看到整个星期二晚上我都在岗写关于加利福利尼第一银行劫案的宣誓书。我也许在上面已经花费了一百个小时。”
　　丢勒只是坐在那儿，一面在他的办公桌上弹拨一只网球，一面用贼亮的眼睛盯着我看。
　　“我看过你的时间卡，我也看过你的宣誓书。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今天下午我要把你从河谷召回来？”
　　一阵惊栗：“为什么？”
　　“你闯祸了，小姐。”
　　“怎么？”
　　“你坐在那儿好好想想，我去撒尿，等我回来时我相信你已经找出答案了。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小东西。”
　　他留下我瘫软在椅子上，被一种原始的羞辱感蜇痛，像是他正把尿撒在我头上一样。
　　他回来的时候我的手掌已经变得潮湿，呼吸更加艰难。“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并且遵循书本。”接着，像个小孩子一样脱口而出：“我干得很漂亮嘛。”
　　丢勒坐在办公桌后面，又开始玩网球。
　　“它可以是漂亮的，”他冷静地回答道，“如果你告诉别人后面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在整个过程中你都没有呼叫211。”
　　我笑了，解决起来如此富有意味我感觉好像自己撒了一泡尿。
　　“那又怎样？”
　　“你不知道银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途径去了解。”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呼叫。你把你自己和公众都置于无法控制的危险之中。”
　　我情不自禁地嘲弄道：“结果却一切顺利。”
　　“就差没有变成一堆狗屎。”
　　“是的，没有。我活得好好的。”
　　我的手臂抱在胸前，腿也舒展开向前伸出，这是挑战，如果你能，就来捉我吧。
　　“我很高兴，你能如此轻松地看待这件事，安娜。”
　　“对待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松懈，但是我考虑，出于尊重，丢勒，你应该置身事外。”
　　“我不能。你的判断力极差。这就是我的评价。”
　　他用的这些词“判断力”还有“评判”几乎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判断力”是我们每半年一次的成绩评估项目之一。如果他在判断力上给我一个寒酸的成绩，我就将不得不在分局里再呆上几年。
　　如果他真的坚持要迫使我就范的话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尽管这样做又麻烦又让人恶心。
　　“意见收到。下一次我会呼叫的。”
　　“不，安娜。恐怕‘抱歉’是无济于事的。”
　　“我没有说过抱歉。我是说，下次我会呼叫的。”
　　丢勒给了我一个真正郑重的表情，郑重而且严肃，看来老爹对我很有兴趣。
　　“我知道你已经申请调到C—1组去。”
　　“正确。”
　　“安娜，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相信……”
　　我等着告诉芭芭娜的并不是这个。
　　“……所以我想让你了解，在你的申请前面我会追加一个附录。”
　　“什么样的附录？”
　　“我将说明，作为你的直接上司我的看法是，你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力脆弱并不适合于调动。我们需要你同这里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
　　现在我的整个身体已被冰冷塞满了。我几乎已不能弯曲我的膝盖，我怀疑要是这样的缓慢动作，花老长时间才站立得起来，一定会让我难堪得要死。
　　“你用不着拿走申请。”
　　“我知道。它会直接送到特别行动处高罗威主管那里。”
　　“他的意见也一样。”
　　丢勒毫无表情地点着头：“跟现在一样。”
　　我到资料中心找到两条有关古特瑞丝夫人的资料，回到我的办公桌旁，“牛栅”里灯光昏暗，我的视野两旁全都是黑暗，所以我所能直接看到的空间里就只有那架电话。我试图反复用双手去扯动电话想把它从与地板的连接线上拽下来，但是它却牢牢地钉在那儿，我不得不沿着地板把电话线逐一扯开，最后才能抓起电话狠命地向墙上砸去。
　　两只手臂抱住了我，一股男人上浆衬衫的味道，这一刻我正站在楼井口脸贴着矿渣砖壁。一只手先轻轻搭在我背上。
　　我的鼻子剧烈地曲张着，似乎喘息不停。
　　我的手已松弛下来，我静静地站着。肩膀因为刚才的扭曲有些痛疼。
　　“好点儿了吗？”
　　我点点头，脸仍冲着墙，背后没有进一步的动静。我转过身来，滑落在铁梯阶上。唐纳多挨着我坐下。
　　“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刚才的小闹剧。”
　　我用袖口揩了揩鼻子。好像被抓破了，流着血，但没有感觉到有破口。
　　“对不起，我们必须出去了。不知道你是否带着家伙。”
　　“带着。”我嗓门嘶哑地回答，似乎来一次伏击战就可以把刚才的阴云全部扫去。
　　“在银行他呼叫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找你的碴子。他历来就是踩着别人的身体过他的职业生涯的。你不会什么麻烦都遇不到。别把他他妈的当回事。”
　　我向前歪着身子，头埋在手掌里。我真想彻底消失。在这黑暗之中，人是显得如此的孤独、渺小、没有价值。
　　“跟我说话。”他说，如此的轻柔以致我再也难以抑止泪水滑出眼眶。
　　我摇着头不说话。我弄不明白这些不可抗拒的，无名的内心感受，我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声音。
　　有几个人经过。我把脸扭在一旁。唐纳多用欢快的声音叫道：“诸位好吗？”那些人继续走下楼梯。
　　“七年的辛苦。”等他们走远了他才说。
　　“那又怎么样？”
　　“除非你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隐瞒了这点。”
　　不自然地笑容：“再试试吧。”
　　“这将是一个新的安娜·格蕾。从哪儿开始？”
　　我难以描述出来。“压力。”
　　“我能看到这点。请你喝一杯？”
　　我对刚才的事情深感羞愧，当然不想再坐在这里被它绊住。如果我不是过于注重因失去自制而产生的羞辱，我也许可以听出唐纳多声音中的温柔。
　　“谢谢，但是游泳对我来说也许更好。”
　　“你看起来很好。”
　　“嗨，我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
　　“至少试着在做。这就是你为什么把电话往墙上砸。”
　　我们从楼梯井的门口退回去，我的身体似乎又感到一处撞击。
　　“并不仅仅是卡特尔。”我犹豫着怎样找个恰当的说法，“有一些古怪的麻烦事正把我的家庭牵扯进去。”
　　“我希望你外祖父一切都好。”
　　“他？壮得像头牛，能一杆子把高尔夫球打到帕尔姆沙漠去。”外公的印象立即鲜活起来，我似乎清晰地看到他穿着黄色夏威夷短裤，在清晨七点钟和一大群老爹——如果你能描述出来的话，那是清一色的退休警察，就挡在大道正中诅咒和谈论着种族歧视的笑话——被沙漠里初升的太阳蒸烤着，享受着扰乱通行的顽童般的乐趣。
　　“外公早不管这些事儿了，”我告诉唐纳多，“不，是别的人。”
　　“亲戚。”唐纳多摇着头，“带他们到迪斯尼乐园去。”
　　这个可爱的单纯使我笑起来。
　　“现在好了吗？”
　　我点点头。
　　“你能处理好这事？”
　　“当然。”
　　唐纳多捏着我的胳臂。“好一块三头肌。”做了一个滑稽的却是充满深情的表情，“去游泳吧、明天见。”
　　我回去取游泳包时注意到“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落在地板上，恰好遮住了乱成一团麻似的电话线，而空空的座机仍然摔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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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台打算拿去退换的加湿器钻进我的小车里，我没怎么学会换水，所以它去年冬天就停止工作了，整个春天它都烂在我的卧室里。在万圣节前夕我终于把上面的水槽取了出来，结果发现新的生命体已经在里面形成了。我买加湿器的那家商店许诺提供“终身保证”，因此你可以把这个发出死鱼气味的旧家伙拿去换一个崭新的回来，不会有疑问的，可供你的后半生用。我知道的，因为我去年就已经打算玩这种手段，所以才会听任它们彻底地干掉、坏死。
　　尽管先驱车到“世纪城”然后回来吃午饭的主意很不错，但我却一直坐在车里没有发动引擎。因为我在客座上发现了那本属维于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与一大堆废纸和法律书扔在一块儿。于是就翻开看，忽然间在联邦大楼停车坪的中央就有了一种晕头转向的感觉。
　　我就像古特瑞丝夫人那样小心、缓慢地取下橡皮筋。我的手指轻轻揭开那精致的薄纸页，上面用西班牙文细密地排着字型。又一次仔细地审视那些褪色的快照，最后目光停在抱着孩子的维奥莱塔的母亲身上。在她们身后的场景是灰绿色的，败落、无情。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难以了解那个女人和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始至终都和外祖父在一起——他的加利福尼亚童年时代，他自己的母亲从堪萨斯到这个村庄的艰苦跋涉，在宝贵的五十年时间里他为警察工作的道义责任所付出的牺牲，形成了我自己对“精力旺盛、乐观勤奋”的美国人的印象，长大了，也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怀疑。
　　现在，我却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反省，我的手上拿着这张纸，从一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个白人妇女的名字，据说她解雇了我那拉丁美洲的堂妹。这个名字是：克莱诺·依贝哈特；地址：第二十大街。离外公的老房子只有八个街区，在蒙塔娜之北，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五年，就住在这座圣莫尼卡市——从前是一座海滨小镇，低矮恶臭的平房，迎面就是太平洋的盛景；而现在，却成了洛杉矶西部边缘上一块不断扩建增容的卫星城。
　　开出停车坪后我仍然在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去管那“世纪城”和新的加湿器，而是沿着维尔希尔往西，朝着圣维森特林荫大道方向开去。这几天我因局里的公事去过圣莫尼卡，也到第三街剧场看过电影，但是明确地说，在蒙塔娜之北已不是我的地盘。那儿是个新富区。到了月亮出来的时候，慢跑者喜欢跑到长在宽阔草坪上的叶端腥红色的珊瑚树下。福特车的样子看起来很笨重，旁边的默赛得斯、宝马和丰田车都是一尘不染。我手里把玩着餐叉走向蒙塔娜大街，拐过高尔夫球场。空气中飘荡着花和浇过水的草、松树、按树的气味。
　　在蒙塔娜大街的尽头也许该是那种随处可见、小得难以形容的住宅街，但是当你经过一个学校开始沿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一排搭着蓝色遮篷的商店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注意到，无论何时，你要有了遮篷的话，就会凭添许多情趣。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明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男人和女人们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迈着悠缓的步调，自得其乐。我猜想他们大概整天都无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摆满了刀叉，人们在绿伞底下悠闲地吃着午餐，一面观看从蒙塔娜大街到海滨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边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条平展的蓝色带子，一直伸到远方。
　　我有点迷惑了，这里和城市的其余部分以及我陈旧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个步调。甚至可能我已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经过这么长的时期，埃诺剧院现在变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业。我默想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在这儿看过一场电影；然后，一阵冲动，我转向到第十二街去寻找我们的旧住址。
　　就在这里，刚过玛格瑞塔，在许多装着圆窗户的粉红高大现代建筑旁边：一座旧式加利福尼亚小型别墅，大概建于二十年代，斜屋顶，一块房地产公司的“待售”牌子挂在门口。我把车停下来，没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怜，屋前一棵干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榉树就很容易地将它掩去了一半。树的侧身被漆成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棕黄色，而前门和整个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红。门的两边都有以狭窄的玻璃板条做成的嵌板。唯一显出夸饰特色的是由两根木柱支撑起来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顶拖着飘带的童帽。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点难以理解。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的图景：留着淡黄色头发、脸盘坚毅的外公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穿着蓝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门来；母亲刚从厨房里出来，梳着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头发式样，正呆在陌生狭小的门廊里剥豌豆……但是，这是幻想罢了，并不是记忆。
　　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于长滩的彼得·H·布内特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妈妈站在人行道上，说完再见就转身走了，似乎毫无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五年了，但周围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后，我就记得了一切事情：当我穿过操场孤单朝那幢沙色的建筑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孱弱无力。建筑的外国式样使它看起来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里面，我记得的有一幅蛋白画，有新书的清新气息，还有我的第一个朋友劳诺·列纹，她扎着两条好看的辫子，下午我们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妈妈和我住在松树街，有一个中下阶层的邻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数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属于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们的却是崭新的红砖房。有轨电车只能跑两个街区远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电动红车”到洛杉矶去逛一趟西勒罗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长滩还根本没有一家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商店。
　　公共安全大厦里面就是长滩警察分局，外公在这里最终得到了上尉官衔，而这时，大厦修建还不到十年，海蓝色的玻璃和用马赛克镶嵌的门柱使它看起来富有朝气。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事物正欣欣向荣。
　　从这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阳光明媚的海滨小镇上的普通童年，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滑落出来。一个农民也许因为厌倦了中西部的严冬来到这里；一个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开发者来到之前痴恋这里，又随着生命的每次抽动而离去。我的尊严的证明是在长滩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女子游泳队的队长。我最擅长的学科是科学和数学。学校入口处的箴言我至今还能背出：“进来学习——出去服务”。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却是圣莫尼卡这座潜意识里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进它撩人的历史里。我是怎样一个小女孩？哪里是我的秘密处所？我爬过那棵山毛榉树吗？谁住在我们的隔壁？记忆没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里，手里仍握住方向盘，人已麻木了。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驱车到那条有高高的松树和浓浓树荫的大街。明显地，我们住在这里时是住在街道不起眼的尽头，但现在街道的号码已变得更大了，旧时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大街，场景十分繁荣，花团锦簇，桔红色的喷射涂料在白粉墙上鲜艳夺目。在每一个街区，花匠或者是建筑的工作都是由拉美人担当的。卖墨西哥午餐食品的小贩跟着私人安全巡逻队一起在整个街区里兜圈子。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避免生长出悲伤的感情来。我知道就快看到那座房子了，我现在才在祈求能够逃避开。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侍女正遛着一条狗，脸上尽力幻想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只留下些悲伤。也许我把我自己和维奥莱塔的孩子们弄混淆了，那一定是特瑞萨，我描绘出来的，在裙子和上浆上装的包裹之中，站在凋零的金盏花丛中，站在外祖父的房子旁边，不是我，特瑞萨孤独地哭着，不是我。
　　依贝哈特一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现代地中海式建筑中，不加装饰，新近建成。红瓦屋顶，有两扇巨大的竖铰链窗，可以直接看到底楼的起居室内部，起居室和一扇超大门内的拱廊相对应。瓷砖铺地的走道弯弯曲曲穿过一块毫无价值的褐色草坪。一些植物贴着白色墙根生长起来——除了一丛茁壮的年轻的白桦树以外，这地方看起来十分干匮，好像是主人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后再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景致。我想对大多数人们来说一百五十万美元做任何事情都已足够了。
　　当然，在这种等级的房子里不会有门铃——代之的是一套更复杂的系统，按下一个白色按钮人就可以通话了。
　　“是谁？”
　　“你好。我叫安娜·格蕾。我来找克莱诺·依贝哈特。”因为这不是公事，所以我没有亮出联邦特工的身份。
　　“我就是。”
　　“我是……一个朋友……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仍然是对着麦克风在讲，“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犹豫。“维奥莱塔……不在这里工作。”
　　我抑制住愤怒没有说出口，当然不在，她死了。我很讨厌和墙谈话。
　　“我知道。就需要几分钟，夫人。”
　　“好吧。就来。”
　　静寂。她来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和研究这扇前门——四尺宽，通常高度的两倍高，顶端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窗户，黑色的木头，也许是桃花心木制成，就在我胡乱猜想究竟什么人会需要这样庞大的巨门时，它打开了。
　　她正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他的头安详地靠在她裸露的脖颈上。
　　“彼得刚刚小睡了一会儿。”她抱歉道。侧身来以便让我能看到彼得红润的脸颊和晶莹剔透的眼睛。他们都长着闪亮黑发，那种黑色几乎有茄子的紫色那样浓。小孩的头发微微有些松卷，而女人所有的头发全用一根粉色弹力带紧绷着，搭在前额，那些弹力带好似要绷断了一样的紧张着。
　　“我就是克莱诺。”她穿着一件灰色带有头兜的休闲衬衫，没有袖子，宽松的青绿色棉制长裤可以把多余的脂肪掩盖住。她的乳房显得松弛，但是疯狂的头发与丰满的臀部使她看起来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性感方式，非常有吸引力。只不过她的表情很恍惚，像是陷于某种思考当中，也许是因为她住在蒙塔娜的北边，她就不得不为她来自何方而感到隐忧。尽管看起来她是在和儿子一块小睡，但仍然抹着草莓红的唇膏。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的第一印象是，她和这幢房子一样未入正轨。
　　你原本是希望她以主人的身份和态度把客人领进屋的，但她却相反，背向屋里，抱着孩子，张惶失措，似乎看着我不知该走进去呢还是别的怎么办。
　　“很抱歉打扰你，但这件事是和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有关的。”
　　“她怎么了？”
　　“奥尔瓦尔多夫人是在这儿工作吗？”
　　“是的，直到三个月以前，我们让她走了。”
　　“为什么呢？”
　　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歪着头，眼睛似乎盯着门口擦鞋棕垫的边角：“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你让她走之前奥尔瓦尔多夫人被雇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怎么呢？”
　　她把孩子换到另一个肩头，以便能直接面冲我。现在我才算明白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古怪：她的左眼轻微地向外突出，但已足以形成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可能因为她认识到这点才表现出极端的不自然。
　　“我怕给你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坏消息？”
　　“维奥莱特·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突然之间对她来说孩子变得太沉重了，她颤动着尖叫着；“Carmen！Por faror！”用一种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强烈的西班牙语重音。
　　一个瘦小的、棕色皮肤的老太太出现了，显然她来自安第斯山脉。她咧着嘴露着金牙，去接那个紧紧贴着母亲脖子的小孩。她们试图掰开小孩的手，把小孩弄得嚎啕大哭起来。老太太，依然微笑着，嘴里吐出一长串我听不懂的单词，把孩子抱走了。孩子却仍旧嘶声哭闹，小胳膊直向母亲探着。
　　克莱诺·依贝哈特对儿子的恸哭只能不予理睬。她转过身来，明显地颤抖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一辆小车驶过，里面射出了枪弹。大概两周前。”
　　“她受枪击致死？”
　　我点点头。
　　她把肘撑在门板上，扯下弹力带套在手腕上，另一只手则用力箝住头发似乎是要把它们也全部扯下来一样。当头发滑落下来我才确实看清楚，她的头发恰好齐肩长，而原先戴着的则是一条结婚钻石箍带。
　　“耶酥他妈的基督。”
　　除了她的钻石她的体态，这已完全不是淑女的风范了。
　　“请原谅我，不过——耶酥基督，她有孩子。”
　　“我知道。”
　　她站在门口，拽着头发，眼睛却向下盯着自己赤裸的脚踝。
　　“我是个护士，我的意思是，自从我们从波士顿搬过来以后就没继续工作，但是我曾经看见过……”她的声音变得低不可闻，“在ER……当一个人被枪杀以后是什么样子。”
　　她是个护士，我在执法机构工作。她现在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她现在也有了佣人，但是也许我们之间隔得并不远。我们都为公众服务，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秩序和纠正。她抬起头凝视着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在她的脸上看到我自己的表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具有专业知识；我们都曾经见过一个被枪弹所杀害的年青女人躺在血泊中的尸体。
　　“你是她的朋友？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似乎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为维奥莱塔难过。“我是为了那些孩子来寻求帮助的，有人告诉我你欠维奥莱塔一些钱。”
　　“我不太清楚这事儿。”
　　“她走的时候。大约四百美元。”
　　“是我丈夫在支付她的工资。”
　　“那么，你愿意我和你丈夫谈谈吗？”
　　“我当然愿意，但……他刚刚出去。”
　　她露出一点勉强的笑容，如果我通情达理的话，我应该理解她的窘慌和震惊。但是我没去理解，因为这里似乎另有一些东西躲在后面，一些更为隐密的东西。
　　“你好像不舒服，克莱诺。”
　　她的鼻子红红的，冒出了汗滴，眼里却滚动着泪花。她摇着头，朝天空望去，像是要把它包容下来。“你曾经犯过真正的恶性的错误吗？”
　　“我从不犯错，”我说，“我是个出色的人。”
　　她很欣赏这话，这使她轻松了些：“我过去在高等学校里常喝酒，”她继续道：“我能一整夜地喝‘康伏特’，而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像个正经姑娘。”
　　她身上仍然不断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也许是来自雪花膏一样苍白的皮肤和上面轻微的点点雀斑。而她看起来是这样的坦直，毫无警觉，就好像是一杯啤酒之后，她就恨不得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掏出来告诉你，你会很有兴趣，因为至少，这里面不会有谎话。
　　“我们经常聚会，跟谁都没关系，也经常逃学，跑到内罗瑞海滩去——无论你做过些什么，你都可以侥幸逃脱。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家伙，你真的迷上了他，而他却是一个经常做错事的人。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她使我想起了约翰·罗思，我的脸顿时红了。
　　“有过一两次。”
　　“你对付过去了吗？”
　　我回答的时候脸就有些扭曲：“还得等着瞧。”
　　她的手指忽然间捏成了拳头，往桃花心木门上擂去。我在猜测那是否是她丈夫，那个为这所房子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不幸的傻瓜，犯下了这个错误以至让她永远也无法应付，无法摆脱。
　　“我的事儿没这么严重，”我开玩笑说，“他们不建房子，以前也不。”
　　她笑了：“嗨，我们可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呀。难道它们全应该土崩瓦解么？”
　　我也微笑着。“关于维奥莱塔，还有别的事吗？”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你认为她和毒品有关系吗？”
　　克莱诺·依区哈特似乎很惊讶：“不，不会。绝不会。她很正直，没有人比她更正直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她试图做出一点笑容，“不像我。”
　　“那为什么你要解雇她？”
　　这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如果她是这样率直的一个人，那么我看克莱诺·依贝哈特就能够坦然面对那个倔强的女佣对他们的阶级蔑视。我现在越过了重重的财富的界限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退路，只有和我谈。
　　“我们不得不让她走。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
　　她让门开着。我瞥见门厅里从地楼的最高处向下垂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她会为了区区四百的小数目和我争执半天？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桃红色的公务名片和一条手绢。明显地她又已恢复了原先那种冷漠的表情。
　　“我丈夫会处理那笔钱的。”
　　我用挑剔的目光观察着她，试图把我所见到的和古特瑞丝夫人所描述的“卑鄙”的女士作一番比较。在克莱诺·依贝哈特内心，一定还隐藏着什么东西，但是，那也许并不是怨恨，那是罪。
　　在这次唔面彻底完结之前‘她轻声说：“我实在抱歉。”然后有礼貌地关上门。名片上灰暗的字迹写着：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达那矫形诊所。还有它在第十五街的地址，在维尔希尔以南，只需十分钟的车程；所以她是一个护士，而那个傻瓜现在看来是个大夫。
　　我总算明白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了。
　　达那矫形诊所在圣莫尼卡的医疗中心有一幢自己的改建过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候诊室，就像那张名片一样，是桃红和灰白的。接待员告诉我由于没有和依贝哈特大夫预约，我得等一会儿。有幸的是，那条弹簧长椅——桃红色和灰白的——确实“矫形”合体，可以完全放松地坐在上面读《魅力》杂志。
　　开始我变得有些烦躁。然后我变得冲气十足。因为在候诊室里再没有别的人。
　　“大夫在动手术吗？”
　　“没有。”
　　“大夫在房里吗？”
　　“在”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也许时间将会有点长。”
　　这三个来回之后，又有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我计划是威吓大夫写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然后在这儿我的整个行动就算完成了。如果他敢狡辩，我就威胁说我要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的利益而提出诉讼。大夫们都不会喜欢诉讼案件。这样就会结束争执。我再一次忍住没有拿出警徽去吓唬接待员，以免触犯那些警员规章。
　　一个小时以后大夫仍然和病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感到有点担心，不知是否能在丢勒·卡特尔发现我偷跑了多长时间以前返回调查局。我重新预约了和依贝哈特大夫见面的时间，感谢接待员提供的巨大帮助，蹑着手脚窜出门外，转了个圈回到我违章停放政府公车的小胡同。这时我才愤怒地发现，我的车子被一辆黑色大轿车挡住了出路。
　　我原先是把蓝色福特倒退到一根电话线杆子和靠着砖墙的一只垃圾桶之间的空隙地里，现在大轿车就紧挨在它侧面，要把它弄出来是不可能的。大轿车的门锁着，里面看不到开车人。
　　我只有屏住呼吸，踮起脚尖，才勉强挤进两车之间，把车门打开了约八寸——仅仅足够探进去半边身子，然后打开了车上的警报和扬声器。
　　“一辆黑色大轿车，牌照号JM，你阻塞了胡同，你将受到传讯，车将被拖曳走……”
　　我正重复第二遍的时候，警报器红光闪耀之处已经带出来了一个身着制服，大个儿红脸的司机，他手里拿着的锥形蛋卷上盛着一大块火炬形的冰淇淋，沿着胡同跑了过来。
　　“嗨，小姐，有什么麻烦吗？”
　　“只想把这车移开。”
　　他嘲弄似地盯着我，“急着参加J·C·潘尼斯的展销会吗？”
　　我向他出示了警徽：“不。我是FBI。现在，移开这车。”
　　他反而咧嘴笑了：“我还是州骑警呢。过去是，在我退役到好莱坞之前。相信吗？兄弟姊妹亲如一家。汤姆·保罗伊，很高兴见到你。”
　　他伸出一只粗钝的手。我们握了握。
　　“要冻乳酪吗？”
　　“不，谢谢。”
　　“给你。拿着这个吧。没动过的。绝没舔过。”
　　“你自个儿吃吧，汤姆，我大概要挨局里的训了。”我挤进车发动了引擎。
　　“我明白。你猜我是哪种怪人？但是你应该看看你的脸。我真应该让你拿走牌照。这就是我和警察们在一起做的事。然后：汤姆，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汤姆，你能给我一张亲笔签名带给我妻子吗？”
　　“你说些什么呀？你是个名人？嗯？”我把变速杆挂到行驶档，希望他懂得这个暗示。
　　“为简娜·玛森工作的任何人自然就是。”
　　我同意，他似乎早就知道，因为有这方面的经验，提到这个名字本来就足以使最趾高气扬的警察也咋舌不已。
　　“简娜·玛森在哪儿？——乳酪店里？”
　　“瞧大夫。这就是我把车停在这里的原因。很抱歉给你带来不方便。”
　　他朝着达那诊所的灰色大门扬了扬头。
　　“我以为她还在贝蒂·福特中心。”
　　“他们解放了她。”
　　“整形？”
　　“好像是，但她一直是背部有麻烦。你可不要把这个透露出去。”
　　“好的，汤姆。我真的很关心简娜·玛森的背部毛病。”然后，我好奇地问；“她的大夫是叫依贝哈特吗？”
　　他给了我一个微笑：“你知道我不能透露这个消息。”
　　我朝那扇门望去，这时，海风中挟着一股腐烂垃圾的强烈气味扑鼻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等了两个小时。”
　　“够了，我说，老惦记这玩艺儿会把你的脑子榨干的。我过去就是，所以说我才走开了自己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灰色的门打开了，简娜·玛森冲了出来。她并没走多远，因为一只白色衣袖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她试图摆脱但那只手臂抓得更紧了，迫使她转过身去面对一个高大结实，头发淡黄，带着宽幅眼镜，身穿白色大褂的男人。
　　“就是这个好大夫？”
　　汤姆点点头。
　　依贝哈特大夫——一个英俊的、下巴秀美的中年男子——仍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使她无法逃脱。她穿着红色合体的外衣，旅行鞋，一条红色穆斯林头巾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他更高、更年轻、更壮；但是她也是强壮的——一个舞蹈家，至今仍有很好的柔韧性。他保持了权威的态度，尽管她显得异常激动他仍然谈吐平和。
　　“警笛吹响了。”汤姆说，把还没有来得及吃的冰淇淋扔进了垃圾桶。
　　他把大轿车开出去停在胡同中间，然后，任它发动着，下车，打开门，等候着。她甚至没有朝他这个方向看上一眼以让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开车。她最后带着固执的表情摆脱了大夫，大夫只好迁就地拉着她的手，领着她小心绕过残破的沥青路面。当他们走近了，我可以看到她漂亮衬衫上的装饰，那是一对小猫在逗弄一个线球，线球是真的，而小猫瞪着闪亮的眼睛，显得十分滑稽可爱。他们正好从我面前走过。女演员深红色的衣饰反衬着她皮肤的白哲，这些色彩又全部映射在锃亮的黑色车门上，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她就是她，即使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小胡同里，她也能创造出惊人的活泼和生气，而这些，即算是一百个穿金戴银的行吟诗人也未必做得出来。
　　豪华大轿车开走了。依贝哈特大夫也不见了，灰色的铁门重新关上。我在想大夫的妻子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和他著名的病人之间有多么亲密；他怎样把他的手一直放在她的肩上，尽管她很生气，却感受着他的触摸，没有避开。
　　我驱车驶出胡同，头脑里是另一幅情景：克莱诺·依贝哈特倚靠着他们家的桃花心木大门，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却在为可怜的萨尔瓦多女佣抛洒着她忏悔的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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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漠中，一切都是清澈的。
　　从洛杉矶出来两个小时，穿越过密如蛛网的商业小镇和蜿蜒伸展的圣贝纳迪诺山脉，它就迎面而来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交汇点，605干道在这儿和10干道相遇，从远处看，它们就宛如两条交错的混凝土缎带。虽然不知道沙漠的初端到底在哪里，但是在路的边缘已见得到白色的沙粒，远处的荒原上再也看不见天蓝色的城镇村落；空气，因为污染度很低，变得轻灵透明起来，你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惊奇的细致景观，比如像数英里以外白雪皑皑的山脉上顺着斜坡淬下的细瀑。
　　顺着高速路继续缓慢下行，突然间变得很静，你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喘息声盖过了沙粒滑落坡面时发出的鸣叫，落日绊红的余晖挑在仙人掌每一根细小的刺尖上。这时候，真正的沙漠出现了。沙漠的清澈。没有骚动、重压、车流和人群。生命点缀着这个神秘单纯的圣境。你的肉体向下沉寂，空气似乎都是神圣的——是的，你的灵魂显现出来，而这是你在通常的俗俚镇小镇中难以保存着的。沿着这个沙漠边的“霍待·斯普润”那条主要街道走下去，你会想要大声呼叫，你将听见自己的声音如何就像脱羁的草原野狼的嚎啸，而不是你平常与人的交谈，谨慎猥琐，老鼠般地吱唔着。
　　外公的公寓没有像它所费的价值那样有震撼力。公寓建在一处山脊上，朝西，在它的斜下方有一家空荡荡的保健药品销售中心，一家冯氏商场，以及一家KFC和影碟的出租店，全部是新建筑——外公的公寓则搭着干净的黑油毛毡，没有一点虚饰，在红木桶里栽着几株纺锤形的棕榈树。我一面往车上搬食品（如果我不自带给养，晚上我就只好喝西北风，而早上则必须“嘎嘎”地嚼他的全麸饼），一面享受着和风的吹拂，心里计算着什么时候这个小镇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足以支持一个像汽球一样膨胀起来的高级市场，外公总会死的，那么那时我卖了他这块地头也许可以交换一个好点的场所。
　　我知道产生这类的想法实在是太蠢。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埋葬了我母亲，而外祖母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但几次到永久纪念园的行程之后，我那菲薄的记忆的思绪就被最终切断了，就像性格乖戾的命运女神姐妹中的哪一位挥舞着生锈的镰刀斩断金羊毛线一样。也许它不会这样轻易就被彻底切断的，根本不会；但是一个缓慢的努力过程反而使它充满了更多的折磨更多的痛楚。我能够看到我的手指是如何在最后一分钟张开、去抓住绳的末端以免跌进虚空，是的，如果没有外祖父在，我将不会知道我是谁。
　　事实上，当我真正审视我们家庭时，它变得如浸润在血色黄昏里的仙人掌刺一般清晰：三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可都不是独立的，从未脱离过与这位男子的关系。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我现在来到这里，打算呆一个晚上，是为了向他表示迟到的七十岁的生日祝福，但是关于我所猜测的表妹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父亲和家族中失散了的拉丁族一支的问题深深镌刻在我脑中，所以当我拎着食品、生日蛋糕、行李袋接近那扇黄褐色的大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狗叫声时，我的心情毫无喜悦。
　　我知道那一定是莫比·狄克在，他是跟随外公出来闯荡沙漠的老友，还有他那些凶猛的阿基塔狗，他把它们养在野外的木屋里，非法地和纯种德国的牧羊犬交配，结果生下一群体格强健的巨兽，就像他一样。骑手们和带有家眷的警官都愿意出五百美元一只购买它们。
　　“不许动！FBI！”莫比·狄克大笑着，打开了门。他的大腹现在被一件T恤盖住了，T恤上居然写着“见鬼的胃口”。我冲着他无奈地笑了。
　　电视开着，啤酒罐放在咖啡桌上。
　　“那些狗。”
　　“没问题。”他拎着颈圈把它们全部赶上了阳台，然后拉上厚重的玻璃门，喊道：“长官！你的小妮子来了！”
　　我把手上的东西扔进厨房。外公的地方总保持着整洁。餐盒里是空的。一盒克巴勤薄饼放在厨柜上。冰箱里的所有食物都是低盐、低胆固醇的——除了番茄汁和伏特加酒兑成的“流血玛丽”和两块纽约牛排。至少，莫比·狄克不会呆在这儿吃晚餐。
　　“安妮！”外公站在门口，腰间围了条白毛巾，其余什么都没穿，跟从前一样的傲慢自负，露出非凡的桶一般的腰身和举重运动员的粗壮胳膊。
　　尽管已经七十岁了，但是他赤裸的胸肌仍然如从前一样极富男子的气概。这副情景把我带回了在长滩林荫大道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为了奖赏我在五十码自由泳上的精彩表演，他捧着我的脸颊把我带进深水区——结实的胸肌，散发着漂白粉味的皮肤带给我的冰凉感觉，黑色的头发在水中轻柔漂散时扫过的手臂，颏下令人惊异的火鸡一样的皱折，托着我纤小的赤足将我举出水面的坚实双肩，还有水下湿漉漉反射出微光的头。我没有一个父亲来教我游泳；我有的是外公。
　　“生日快乐！你看上去很棒。”
　　“在这个地球上呆了七个十年总算是不错的。你喝点什么？”
　　“我自己带了。”我从包里拖出一个瓶子。
　　“白酒？”他摇着头，“那是洛杉矶人的习惯。”抓起一大把冰块，拉开一罐“7UP”。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要给莫比·狄克们带吃的。”
　　“你还是害怕它们？”——对于一个FBI特工来说多么幼稚可笑的字眼——“我一直认为它们全都是有教养的私生子。”
　　我笑了。我们一起走过去。“我们正在努力变得坚韧起来。几乎已像你那样坚强。”
　　外公坐在靠近阳台的椅子里，除了毛巾还是什么都没穿，腿悠闲地交叉着，一罐接一罐地喝着七喜。不久以后天黑下来，四周的死寂使我一阵寒战。狗们还呆在外面，不时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想往外公的脚上凑去，似乎它们身上犬的精灵已被土著的阿古阿加利恩特印第安人所唤醒。
　　我承认我把车开到这沙漠里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在私下里将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所干的那件事的全部细节告诉给外公。我是怎样的孤单，我怎样监视那家伙，正确地行动，没有任何帮助将他铐住；我的审讯是怎样的聪明，技巧性地引导疑犯供认了
　　其余六桩劫案，它是如何的完美如何的简单。
　　我总是为外公提供这类的东西。成就，礼物。他的反应通常是不明朗的，言下之意是这件事总非做得极佳。他出席我的毕业典礼（特工学校）时，穿着全套的警官制服，他哭了。现在我回来了，希望我已经做过的会做得更好，希望事情最终会让外公感到喜悦。
　　莫比·狄克是更值得称赞的听众，我发现自己很愿意和他玩笑。他模仿着卡通片《警察学校》（他每个星期六早晨都在木屋里虔诚地观看这部片子）里的动作，扯着他的大嗓门，叫着：“立正！”外公唯一的反应就是告诉他关于他那个时代，他还是一个在长官面前列队的新兵，有一次在圣莫尼卡码头附近，他单独困住了一个谋杀嫌疑犯，沿着足迹追赶，一直把他逼到了海滩上。那是七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到处都像地狱般拥挤。那个疑犯最终是跳进了海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哇，长官，那只是个故事吧。”莫比·狄克敬畏地对外公说。
　　“当你是个新了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事？当我们住在蒙塔娜之北的时候？”
　　“好，我们就讲讲著名的饥饿的窃贼的故事。”外公咧着嘴先笑了，放下他的饮料：“他闯进一家超级商场，偷走一千元，留下两个吃了一半的香肠三明治。”
　　莫比·狄克笑了，从鼻孔里发出低沉的哼哼声。
　　“我去过第十二街的旧房子，”我不经意地插口说，“试图去回忆它从前是什么样子，你和妈妈和我曾经与我父亲一起住在那儿吗？”
　　“我会告诉你那时发生过什么事。”外公突然说，他的眼睛亮起来，根本不理睬我的问题。“有一次我带着你在局里，突然间我们听到了极其可怕的飞行器的声响，我们都跑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妈的，一架武装直升机正降落在停车坪上。”
　　莫比·狄克问：“为什么？”
　　“为了约翰·F·肯尼迪。”
　　外公对我们的洗耳恭听感到很满意：“总统实际上并不在飞机上，但那段时间，他频繁飞来洛市——他们说他是来看他在海滨的内弟彼得·罗福得，但实际上、他是借机幽会玛丽莲·莫罗伊，所以秘密保安人员就得找一个地方降落总统专用直升机，我猜他们一定以为到圣莫尼卡警察局最为保险，这些蠢货，要在达拉斯的话，连小孩都可以使他们一败涂地。”
　　莫比·狄克说；“令人吃惊。”
　　外公暗自笑着；“他们找了几个家伙在停车坪上划线，他们全是用粉笔划，然后那个该死的庞然大物落下来，立刻把粉笔印儿全部刮跑了。”
　　“我看见直升机了吗？”
　　“你？”外公看着我，非常吃惊地记起原来我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一角儿，“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很害怕那些噪声和吵闹，紧紧抓住我的手就好像再也看不到明天一样。”
　　这些我全不记得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你听到关于你自己的叙述可你却根本不记得它们，就像做爱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
　　“肯尼迪总统和简娜·玛森的鲜闻是真的吗？”
　　“好漂亮的大腿。”外公低声说，又没有理睬我的问题。“他们过去叫她小阳光小姐，当然，那时候她只能算个孩子。她长成了美女。那些家伙弄了一幅她的相片挂在警察局里。我看见简娜·玛森也许是十年前，在韦加斯。漂亮的嗓音，丰富的内涵，她唱歌的那种方式能让你哭。”他一根指头拍打着眼睛，生怕我不相信他。“那些都是我的歌。”
　　莫比·狄克用急促的宣告打断了我外公的白日梦：“我之所以拼命恭维你是因为我希望我这位FBI能问你些事情，但是现在我警告你那些废话说完后马上开始。我走了，我消失，行了吧？”
　　原来，他听到混杂在棕桐树的婆娑声中似乎从弗兰克·西冷翠家那边传来的婴孩幽灵般的夜哭声。
　　这时我已喝光了一瓶酒，我们都忘了，却把手伸向两块多米诺比萨饼和那块生日蛋糕，
　　“我们到‘恶作剧’去吧。”莫比·狄克建议。
　　在我现在的意识中那地方似乎就意味着一连串滑稽的事情。“你是说那个有两个演奏萨克斯风的双胞胎小姐妹的地方？”
　　“她们现在至少有六十岁了。”外公纠正我说。
　　“我所记得的只有喂索啼狗喝水，还有和退休的锁匠一块跳舞。”
　　“可惜，他已经死了。明天打高尔夫球怎么样，上午七点。”
　　“生活真是充实，长官。”
　　外公披上了马球衫，套上卡其便服，我们走下山去也让狗儿们活动活动。现在已是子夜，可空气中温度仍然很高。月亮高挂着，皱着脸，就像老朽腐败的牙齿那样昏黄。莫比·狄克领着动物钻进他的篷车里。篷车用灰漆漆得灰一块黑一块，只有上帝的仁慈才让它重新发动起来。
　　我们选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只是想多呼吸一点夜的空气。我突然间感到现在也许太晚了，我怎样来开口提出寻找家庭这棵大树的根呢？我一直觉得外公在回避关于我父亲的任何问题，现在他也不想再让它提出来。此外，我累了，他也累了。明早五点钟，我就得起床赶回洛杉矶，八点钟有早班。另约一个时间吧。也许可以通过电话。但是，我的声音却似乎再也不能谈别的任何事情：
　　“我是不是有个堂妹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
　　“据我所知没有。没有像这样的名字。”
　　“是爸爸那边家族的。”
　　“谁是爸爸？”真地迷惑。
　　“我的父亲。米桂·桑切斯，或者桑多瓦。没有人告诉过我到底是哪一个。”
　　耶稣，这是怎么了？只不过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我看见外公的紧张，一阵寒颤竟穿透我的整个身体。酒精的热力暖洋洋地笼罩着我，我突然间警觉起来，心里有些恐慌。
　　“我们对一个婊子养的总不会知道太多，是不是？”
　　“我们必须了解一些事情。他来自萨尔瓦多？”
　　“大概。”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普通的劳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只是好奇。”
　　“忘了他吧。”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仍然怕惹外公发怒。
　　“有些人自称是亲戚。”
　　“他们想做什么？”我回答：“钱。”
　　“你知道我会怎样跟他们说，不管他们是谁——休想。”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拉美人？”
　　“我对拉美人没有成见。我厌恶他是因为他让我女儿怀了孕，”他毫不费力地说出来，不容我怀疑。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后来这个婊子养的走掉了，抛弃了她——和你。为什么你会关心那走掉的家伙？是我把你抚养大的，只有我。”
　　“我知道，外公。”我握住他的手，“你愿意他留在这里吗？”
　　“不。我不想她和他有任何关系。”
　　“她怎么想？”
　　外公轻轻抽了抽鼻子。一个警告：“别管她想什么。她才十八岁。”
　　“为什么她不再结婚呢？”
　　“她忙着照料你。”
　　“但是她这么漂亮，她继续跟人约会吗？”
　　“我不鼓励约会。”
　　“为什么不？”
　　“她太年轻。”
　　我冷笑：“年轻？她和你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她三十八岁的死去。”
　　出乎意料地，他张开臂抱住了我：“你从洛杉矶人那儿知道的这些？”
　　“知道什么？”
　　“这些多元文化的废话。”
　　我尽力找点轻松的话题：“外公……我认为也许我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缩影。”
　　就像阿亚多哈·霍梅尼所说的：他不懂反话。
　　“你是电！你是个美国人，如果你不为此感到自豪，那我们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他躲到一棵棕榈树后面撤了泡尿。
　　我冲着他那边嚷道：“第十二街的那所房子正在出售。”
　　“我很惊讶它还立在那儿。”
　　“谁住在隔壁的白房子里？”
　　“一个瑞典家庭。我们的邻居全都是德国人或瑞典人。我记得有阵子我上夜班，他们养了条狗，整天叫个不停，我根本无法睡觉。”
　　我独自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双手抱着膝盖。比萨饼太劣，蛋糕太腻，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头有点痛。我不喜欢在停车场买的这些东西。天空中点缀着几颗忽隐忽现的星星，走到这里四周已经显得太黑太黑。远处停靠下来的汽车的灯光非常微弱。一直不断的干燥的风吹拂着棕榈树的树叶，发出像捻动玻璃纸那样干硬的哗哗声，我穿着无袖的上衣和斜纹蓝布裤，感到很虚浮。我的枪在楼上背包里。这个角落四周的建筑都面朝沙漠，此时寂静无声。漆黑的空间。
　　我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可以听见狗叫声。不，现在我还能把它们同野狼区别开来，它们从黑暗中冲出来像群疯子一样笑着，停车场看上去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售货员在我的酒里加了点LSD？我和朱丽塔·弗洛累斯一块回家。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纯棉无袖上衣，镶着红色Z形花边；她年龄比我大，也许是八岁。她从学校里偷了一薄白纸用来写小说，她的小说是写一对住在鬼宅里的姐妹的故事，她让我从母亲写字台的抽屉里偷一些邮票给她，以便把小说寄出去发表。她似乎很孤独，而且从不惊乍，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是在露茜维尔特小学的操场相遇的，她把我带进了她的梦幻世界，她经常亲自跑到第十二街来找我，然后继续我们的游戏。
　　我正看着那边的停车场，记忆像黑白影片一样浮现。我们正在街道中央，一只叫维尔森的杂种狗从隔壁砖房前的空场上跑出来，立在我们面前，龇牙裂嘴。我们被吓着了，游戏再也进行不下去。朱丽塔开始呜咽，我知道我必须救她，我把她拉回我们家。
　　“维尔森在外面！朱丽塔不能回家！”
　　我的警察外公会管这件事儿的。他从盥洗间里出来，拿着一卷报纸，大个儿，就像一座小型灯塔一样挡在通往厨房的狭长的过道上。
　　“她不能呆在这儿。”
　　“但是维尔森——”
　　“我不想有个拉丁小女孩呆在我家里。”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把我的朋友从前门推操出去。我掀开遮住门边一块狭小窗户的镶着白色蕾丝的窗帘，我看到朱丽塔·弗洛累斯一个人站在外边，因为羞辱和恐惧而神情恍惚。狂吠的狗在前面，背后是关着的门。慢慢地，一股黄色的细流从淡紫色的衣服下面滴淌出来，在门阶上留下一摊。
　　但是我是安全的。我没有被赶出去。即使当我听到那个是我父亲的男孩被归属于“墨西哥人”的一类我也丝毫没有留心，它离我太远了，我不是一个拉丁小女孩就像朱丽塔·弗洛累斯那样的。在冰凉的黑暗里我看着我的外祖父，感激他的爱。从那时刻起，我就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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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凯乐·维依的主意，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为大家提供一样家常午餐。作为法式大菜的专业学生和白酒鉴赏家，凯乐有一次带我们三个从办公室出来到好莱坞·希尔斯附近一家由法国厨师料理的私人比萨饼店去喝一盏。我坐在竹凳上，一面喝着不兑水的“香摈”酒，一面发表一些似是而非、针贬时弊的评价。凯乐听得入迷，迟迟不愿让这次兴奋结束。我看到几个布朗特坞的家庭主妇带着在石头上烤出的特制比萨饼回家，而我回家的时候却对我是否会将钱花在我生活中的哪个男子身上不抱幻想。
　　这个月凯乐带来两三个法国苹果派，苹果切得非常薄，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用刀片做的。切片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完美地抖放在一层牛奶蛋糊上，切片上则浇上一层桔子冻，他把这桔子冻雅称为杏黄釉。
　　“哎呀，凯乐，”我说，“为什么你不马上去面包烤房？你可以挽救许多的艺术品。”
　　“安娜，就是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把这‘派妲’糟蹋了。”
　　“‘派妲”’我故作沉思只不过是想取笑他，“那不是一种中东人的三明治吗？”
　　芭芭娜烤了玉米饼。罗莎琳带来的是蒸锅金枪鱼。丢勒·卡特尔的贡献，不用说，是得克萨斯干辣椒，又辛又热足以让你泪流满面。弗兰克·常的母亲做了中国小笼包。我则去买了足够一家人吃的麦卡鲁格斯炖鸡。
　　凯乐看上去有点伤心：“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允许那种半成品摆上这美丽的桌子。”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里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性欲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捆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
　　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都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形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FBI 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很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告诉他我是他们原先的女佣，维奥莱塔的堂姐。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我得坚持用它。
　　“我们都知道，当她被你们解雇时，你还欠她一些佣金。”
　　医生冷淡地说：“我全都付过了。”
　　“她告诉一位朋友你还欠她大约四百美元。”
　　“简直是胡扯。我怎么会偷窃一个女佣的钱。”
　　“我们直话直说”。我有种犯罪感，很矛盾，但是他是个医生，住在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房子里，还有水晶吊灯。“她的孩子们现在没人照顾，明白吗？也许我的建议不符合普通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作为她的最后一名雇主，能为孩子们的福利做一点贡献，行吗？”
　　“听着，格蕾夫人”，他说，对“夫人”二字他特别强调，“我解雇了维奥莱塔。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吗？她本来是来照看我的孩子们的，为此，她得到极好的报酬，可是她并没有很好履行她的职责，相反却跑到屋里同别的佣人聊天，由于她的疏忽，我四岁的女儿掉进了水池里，差点儿淹死。”
　　我被压制住了：“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却到过这里来对我进行无礼的非难。”
　　“然而，”我勉强挣扎着，“她的孩子们仍需要帮助。”
　　“去求助于政府机构怎么样？我的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要上缴给政府，那就应该用来照顾像维奥莱塔这样的人民。人民，顺便说一句，他们甚至根本不是美国公民。”
　　从午餐室里又传来一阵哄笑声。
　　似乎他在考虑什么事情，出现了一阵停顿，然后话筒里传来依贝哈特大夫气恼的喘息声：“如果她断言我欠了她的钱，我可以开张支票，只不过是为了了结这件事情。”
　　我谢了他并告诉他直接把支票寄给古特瑞丝夫人。
　　“维奥莱塔的行为疏忽大意。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愚蠢和残暴的。我只是为孩子着想。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倒进椅子里，朝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得意洋洋的点点头，好像它在祝贺我成功解决了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这道难题一样。不会再有波折了。它的袖子已经挂在了胜利的钩子上。但是，一道黑暗的阴影这时钻进了我的意识中，大夫对维奥莱塔的疏忽的描述似乎和他妻子对我的问题的反应不大一致。克莱诺·依贝哈特关上门，只是说：“我们不得不让她走，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一女佣让我的孩子差点淹死在水池里我的反应一定会更加强烈。她在门前的颤抖给我的印象最后变得越来越清晰：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行为有确实的疑点，一定有什么事情被她隐藏起来了。
　　似乎是为了把思路理清楚，我心不在焉地开始翻看我的邮件。有一封公文信是从特别行动处主管（SAC）罗伯特·高罗威那里送来的，正是他在复审我关于调往绑架和敲诈组的申请。他否决了我的申请，并引用了一份“反对附录”，正是由我的上司，丢勒·卡特尔所写。
　　我回到午餐室，两手空空站在那儿。他们正在分享凯乐的法式苹果馅饼，丢勒·卡特尔现在的故事是关于十五世纪一柄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卡达娜”宝剑的。它比我们今天所能制造出的钢铁还要坚硬，剑身却又不可思议的柔软，你的手指轻轻挨上它表皮就会被划破，如果你对着它呼吸，则在三十分钟内，它就会生锈，丢勒说。
　　男人们“哇”地狂呼起来，房间里的女人则开始清洗、打扫。
　　我对芭芭娜说：“丢勒耍了我。”
　　“怎么回事？”
　　“调职申请被否决了。”
　　“该死。”她抱着双臂喃喃地说着这个词儿：“该死。”
　　我们的声音很低，我用力咬紧了牙关以避免音量过大把这幢稳固的大楼震塌了。
　　芭芭娜弯下了腰去从桌子上抬起一张盘子：“这是歧视。”
　　越过她我的目光从那扇模糊不清的玻璃窗钻出去，窗上张贴着几份垒球比赛和带水下呼吸器的潜泳活动的广告；外面各式各样衣着的人们川流不息地进出大厅。有时我真是渴望能有一个母亲在此刻安慰我。
　　“如果那是歧视，那么现在将停止了。”
　　我没有管她告诫的表情。丢勒·卡特尔为了这顿家常午餐正好在这里。我朝他走过去，摆好一副战斗的架势。
　　“嗨。丢勒。”
　　“安娜？”
　　“SAC否决了我的调职申请。”我平静地说，“你的反对附录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很抱歉事情不得不这样。”
　　“你真的很抱歉，丢勒？”
　　“当然他很抱歉，”唐纳多不知从哪里走出来，“到现在他和你共事已经七年多了。”他给我们的上司戴了顶高帽子似乎是同情他在今天这个世界管理任何一个层次的妇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恨唐纳多，他竟为丢勒充当调解人，尽管我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
　　“我猜想我完全能够和她一起共事。”丢勒打着圆腔。
　　“如果你强迫我继续在你的组里工作，丢勒，我向你保证：我们中将只有一个人能继续站在这儿。”
　　唐纳多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僵硬可憎，似乎是觉得在这种情况当他或者其他聪明的老手都宁愿先呆在一边保护好自己的时候，我怎么会像一个新来的业余选手一样一下子跳进对方火力的中心。现在我再也没法为你做什么了，他震颤地对我说。剩下的唯一问题，他是否会留下来观看我发动攻击。
　　但是似乎再没有人想让这件事缓和下来，丢勒非常惊诧，每个人都拉了一张椅子远远地叉腿坐下，换着观望的态度。所以，他和我就是真正的以限还眼。我可以观察他白瓷皮肤上的最细微的纹路，下嘴唇下冒出几根黑色的短毛，我怀疑他是否刮过。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这意味着他想避免冲突，而且当然，在公共场合结衣捋袖，剑拔弩张，丢勒的意图是让我看起来像个混球，我的冒犯似乎成了对他的真正的伤害而变成他脸上的无奈。但是我知道，芭芭娜不会买他的账，唐纳多也不会。现在他们都若无其事地离开房间，和别人一样，一瞬间都走得干干净净。
　　“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么好。我不是不喜欢你，安娜，我对你要求严厉是因为你能够承受它。或者也许，坦白地说，你需要它。你的确显得过于顺便。”
　　“所以你为了我好才否决了我的调职。”
　　丢勒对我挖苦不感兴趣。他满心要表现出他的诚挚来，这是个艰难的努力。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会像飞去地狱的蝙蝠一样，没有谁能阻止你。但是，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基督，你还不到三十岁，是吧？”
　　我已经后退，屁股靠在了棕色午餐桌的边缘上，半坐半立。我穿着黑色短裙，黑色紧身裤袜，使我看起来很性感，又漫不经意，懒洋洋的样子。我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指抚摩着我特意为这次午餐穿上的白色毛线衫的衣袖，就是缀着花边几乎可以透视身体的那件。但丢勒·卡特尔看着我时带着一种被阉割过似的漠视，就好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停止了骚动却像他六岁时一样跪在地上玩玩具小车，显得那样的不自然、不相称。
　　“问题仍然存在，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那件案子上干得极为出色，理应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
　　“我正在试图说明现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惩罚——”
　　“那当然是，你惩罚我，因为我是个女人。”
　　他眨着眼睛然后高声笑了出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这样以为。”
　　“不，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将提出一份EEOC起诉书，控告你的性别歧视，局里会证明这一点的。”
　　丢勒抬起脚踢在椅子边上，他的手插在裤兜里，似乎正在设法弄清楚他的对手的实力和那种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力量的来源。漠视已经消失了，一种黑色的怒火再次在他眼中燃起，一瞬而过。
　　自从拉丁美洲移民局那边闹过一阵阶级纠纷以来，FBI一直被置于监控之下，其他一些如涉及黑人的诉讼案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我清楚地知道局里的当权者将难以容忍对洛杉矶分局实行性别歧视所提出指控。
　　在征求了几个辩护律师的意见之后，我确信，在这场官司中我将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结果，在申请备案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特别行动处主管高罗威把丢勒和我都叫到他的办公室作了一次特殊的会面。
　　我从来没有进过高罗成的私人办公室，这里除了可以鸟瞰洛杉矶市热闹的壮美景色之外，地毯也更好，家具是崭新的，花格纹，像黄油硬糖一样锃亮。
　　“我不得不回到这件事情的开头，以便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高罗威用他的布鲁克林口音说道，“以便我能看出你们每一个人的观点有何特殊之处。”
　　高威罗在我们的纽约办公室工作了十八年，专门对付有组织犯罪。但结果却是他自己一筹莫展，灰白头发也悄悄爬上了他的浓密、波浪形的爱尔兰黑发上。他总是穿一件高领衫——这是他的标志——不穿衬衫，不打领带，无论什么场合什么天气，说是为了掩藏气管切开的手术刀口、枪伤、伤疤……但是他仍然在抽雪茄，所以，要么他是自己想死，要么，就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一样，他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现在是十点半，在我们身下可以看到低处洛杉矶的市容，笼罩其中的令人眩目的牛奶质的白色雾霸正在被中午的热度驱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凑巧丢勒和我都穿着海军蓝西服和白色的衬衣，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飞机上的服务生。在咖啡桌上放着一些高罗威在纽约任职期间的纪念礼物，其中包括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和一枚NYPD侦探处的四寸椭圆形铜质徽章。
　　高威罗拾起徽章在手上把弄。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一个皮带扣，他们不可能给我提供一整条皮带。”
　　他指了指放在腿上的档案。他绕过办公室桌坐在前面，以管理者的姿态，把自己的位置坐得离我们很近，以显示出我们完全平等。而他两只腿却交叉放着，坐得很舒适，嘴里一直咬着一支雪茄。
　　“先回到银行这件案子……看起来安娜似乎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她查明了有一桩严重犯罪正在进行中，就单枪匹马地阻隔和治服了目标，并且在没有LAPD 在场的情况下将其拘捕……然后”——他摇了摇头笑了——“案犯供认了其余六桩劫案！”
　　他笑了又笑，一直笑到咳嗽起来．满脸涨得通红。
　　丢勒·卡特尔一点笑意也没有。他把一种胆怯不安又近似仇恨的目光对准高罗威。我记得唐纳多告诉过我他们之间的争斗，就感到一阵寒战，心想不知高罗威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没有呼叫以求得到后备支援，所以给她自己和公众都造成了威胁。”丢勒说。
　　高罗威睁大了眼睛：“你是对的。在进行过程中呼叫211是被认可的程序。”
　　他的手臂垂放在椅子的两边，两手里依然握着那枚沉重的“皮带扣”，带着一种无可更改的冷淡的目光揣摩着它。现在，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去了。
　　“从技术上说他是对的。”我不耐烦地摆着腿，“但他否决我的调职就不对，因为——”
　　“我说过在开始你们俩各有道理，”高罗威粗暴地打断我，“不要撅着嘴，安娜，这会给你添上许多皱纹的，你多年轻多漂亮啊。”
　　他扬起眉，激我回应他的话。但我并没有理会他的暗示给他一个笑容，反而更加连鼻子也皱了一皱。不过最终，我没有再撅嘴了。
　　“我将赞成丢勒的附录成立。”
　　这意味着它将永远成为我个人档案的一部分。别的人将只会读到它，不知道事件的真相，并猜想我一定是把事情搞砸了。这样颠倒黑白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个起码的错误。”
　　“没有人说你必须同意。”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我肯定EEOC会支持我。”
　　我停下来，几乎无法呼吸，勇气突然之间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俩个都盯着我，坐在他们的椅子里一点不安都没有，而我不知不觉中脚步已经迈到房间的中央去了。
　　最糟糕的是丢勒·卡特尔看着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
　　“好，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了，”高罗威继续道，“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定的剩余部分。”
　　我往椅背上靠去。
　　“我将使那份附录成立……但是，我也将赞同安娜的调职申请。”
　　“对不起，”丢勒说，“但是就是十岁的孩子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你怎能同时把两者都兼顾到呢？”
　　“我同意安娜调职是基于一个偶然因素。如果在一段试用期后她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我们将回到前面来把她升到绑架和敲诈组任职。”
　　“这彻底是一堆废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明的妥协办法。
　　“什么是偶然因素？”我急切地问。
　　高罗威站起来，回到他办公桌的后面，把半截雪茄扔到了烟灰缸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显然是被唾沫儒湿未干的烟蒂。
　　“我将让你着手一件毒品的案件。看看你到底怎样做。”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之欢呼，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这是从局长办公室直接传送到我这里的。这就是他们称之为‘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东西。”
　　我难以说清楚，高罗威一直微笑着，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呢，还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特别的字眼：“高度个人能力测验”，值得琢磨一番。与此同时，丢勒的脸一下变得如此阴暗，差点儿和他的海洋蓝西服成了一个色儿。
　　“简娜·玛森宣称，她的医生使她使用药用麻醉剂成瘾。”
　　我们估计是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或是什么纨绔子弟所做的。
　　“你得立即进行调查，现在还不知道简娜·玛森还是不是在贝蒂·福特中心，”高罗威继续道，“不过，她已承认她是一名吸毒者，因为那名奸诈的医学博士。名叫依贝哈特。”
　　丢勒：“局里的权限是什么？”
　　“她宣称他给她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高罗威扔给我一份档案。
　　“非常薄。”丢勒在一旁观察。
　　“看那份‘标题18’，联邦编码，防止毒品滥用，或许是21，配给失误。”
　　我没有吱声。
　　我完全清楚我有责任立即告诉特别行动处主管关于这件案子对我个人的矛盾冲突。我所谓的堂妹，死在神秘的环境下，正是被这位依贝哈特大夫所雇用的。
　　“听起来这像是一桩药品欺骗案，对我来说，”丢勒坚持道，“那么，它是在白领犯罪组的权限内，我错了吗？”
　　“正如前面所言，”高罗威严厉重复说，“这是从局长办公室传送来的。”
　　他已向我们俩清楚地指出了其政治意义。
　　“我会谨慎处理这件案子。”
　　“见鬼的谨慎，”高罗威咕哝着，“赶快给我滚回他妈的楼下去，以便我能显得他妈的聪明点。”
　　我们鱼贯而出。丢勒已经走出门口的时候，高罗威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雪茄已经在他嘴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提那件诉讼案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相当公平。”
　　“十分动听。”
　　丢勒在走廊上等着我。
　　“显赫的案件。”我说，拢了一下头发。
　　“狗屁案件。”他满面笑容的回答说，接着便溜开了。
　　管他丢勒·卡特尔怎么想，这是我的机会，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产生无数的话题，甚至，闲话会满天飞——简娜·玛森，这个题目可太大了——还有，事实，如果要查证事实的话，我对于案件涉及人员已经有了先期的信息。从兴趣的冲突，到未可置信的优势，现在都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儿。
　　我在回想那一天，从诊所出来的小巷子里，我看见简娜·玛森和这个被控告的医生在一起，她穿着红色衣服，挣脱他的拉扯，大步迈向轿车。现在，我还想起别的事情，奇异的细节。大夫一直拿着一朵玫瑰。黄色的玫瑰，有很长的茎。大轿车消失以后，他把玫瑰扔进了垃圾堆，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啪”地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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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是要收集关于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的全部信息，这通常从全球硬盘和磁带档案上就可以查到。
　　我在我们机构内部计算机上敲出了他的名字，计算机会提供他在全球任何地方的犯罪前科，但是，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到“加利福尼亚机动车管理局”核对，试图找到些鲁莽行驶被干扰驾车或超速行驶等等的传票，仍然是一无所获。我传要了电话记录，结果从电话公司得到一份收费长途电话的记载打印件，这些电话都是从诊所办公室和在第二十街的居所打出去的，我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图样，能显示出与毒品的关联网。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全部资料只是依贝哈特一家曾给在波士顿的朋友和亲戚打过许多电话。
　　在楼下我们巨大的旋转“死亡档案”记录的是我们收到的市民通过电话或气窗投递等各种方式传送过来的申诉，通常我们会派出一两个聪明的职员去查检当然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加利福尼亚医药许可榜告诉我对于依贝哈特大夫没有任何病人投诉在档。他们强调，他是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在新英格兰长会老女执事医院完成了整形医学的高级训练和实习。他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毕业于伯金汉的一所贵族预备学校：勃朗宁和尼克斯（B&N）。
　　我联系了我们的波士顿地方办公室，要求进行一次深层背景调查，并特别强调这是一起紧急的、由局长分派的“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案子。波士顿的回应似乎是满口允诺了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依贝哈特的出轨，在他移居加利福尼亚之前，都一定会留下证据。也许这里存在着一种程式。我提出了一个去东海岸公差的申请，以防万一。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自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依贝哈特大夫的女佣和我对她个人的了解。我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贫乏的档案。信封放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时常我会把它取出来看看：一本圣经；一些快照，它们讲着到美国的一个旅行；解剖照片，证明了一次暴力死亡。我听见她的叙述，作为一个艰辛的工人和慈爱的母亲，也看见她的孩子们，似乎就在眼前。也许最终证明她的确是我的堂妹，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扫除一切情感因素而只注重事实。我越是细密地看就越是倾向于肯定LAPD警探约翰·罗思的理论，但是需要作点修正：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她的前雇主，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的工作经常要求我成为社会结构的典型，一个人类行为的模范，就像是挂在特别行动处米切尔·尼西莫娜办公桌台灯的灯绳上的那串中国香囊一样。我曾经观察过她用纸做出这最不可思议的手工，怎样按步骤实施复杂的折叠。这个设计的单纯逻辑就是要使最为脆弱的材料变成为坚固的机构。
　　我的头脑里有一个小球开始跳：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简娜·玛森案件联系的可能性。小球在脑力的墙壁上弹跳了千百次仍然没有停下来，它只触动了一根神经——再给约翰·罗思打个电话。
　　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需秘密进行的。他的态度却如此的令人恼火：
　　“为什么我他妈的要帮你一个忙？”
　　“是帮你自己的忙，找一个杀人犯，就这一次。”
　　“我为何要自寻烦恼呢？”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尸体解剖的报告结论？”
　　“没有。”
　　“那么那件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呢？”
　　“它在‘谁在乎？’档案里，也就是在‘谁在乎一个墨西哥死人？’里”
　　什么东西正从远方吹过来，地平线上仍然什么也见不到，只是可以从空气的细微变化里可以觉察到，从干到湿，还有，白杨树叶的颤动也透出一丝征兆……与通常的城市喧闹相反，四周显露着奇特的宁静，以至一个人的声音会在空间中反复飘荡，变得狂暴而急迫。
　　我压低了嗓音告诫说：“她来自萨尔瓦多，她有孩子。”
　　“跟其余一百万个死去的墨西哥人一样。”
　　“你真是残忍冷酷。”
　　他狂笑起来。
　　“这是你自己的精妙推断，约翰。她在凌晨五点钟走到圣莫尼卡大街上去，她被枪杀而且看起来完全是蓄意的，她的手被打掉了，这意味着某种报复和警戒。”
　　“非常好。”
　　“她一直为一位大夫工作，而这位大夫现在被简娜·玛森指控非法使用药物。她一定为他提供了一个联系渠道。我请求你重新调查这件案子。”
　　“我还需要其他一些情况。”
　　“这些是最主要的。”
　　“那么我就接手了。”
　　我咬着嘴唇，我太需要这句话了。
　　“约翰，别松懈，好吗？”
　　我在想，软弱在他那里是如此的明显，正如在我这里是被拼命克制住的一样。
　　“一个医生非法使用麻醉剂，就好像一个枪手要动他们的枪一样，”芭芭娜宣称，“全是社会的蛀虫。”
　　“现在还未必，一切都还是推测。”
　　“你的意思是敲诈勒索？”
　　我们在复印机旁遇上了，就一起沿着走廊回来。
　　“或者是他想从药店或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款，但是我查过他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经济上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就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权力。”芭芭娜得到这个假想，眼睛一下亮起来，“你想想，能有什么东西让这个讨厌的医生得以把简娜·玛森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医生掌握隐私和怪癖。”我同意她的意见，一个想法已呼之欲出了。
　　“你怎样对一个女人实行这样一种，‘检查’？”
　　“我会让你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就去马里布。”
　　芭芭娜用拳头擂着自己的胸，出于羡慕，她的拳头捏得更紧了。
　　“别担心，”她继续气喘得说不出话时我向她许诺，“我保证会从微型胶片上得到简娜·玛森的贴身内衣。”
　　我窜出海洋大街的隧道，把车开上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太阳烤得我直冒水汽，走廊地带的空气突然变得流畅，没有阻拦。棕榈树都还很细小，沿着公路边的岩壁生长开来，公路很狭窄，双向对开，中间没有隔物，我以六十码的时速在向前飞射。这个速度让我觉得有些晕眩，海浪溅起的银色飞沫又分散了我一些注意力。岔路口挤着几辆停靠的小车，一排低矮的破旧的房子胡乱堆在远处山上，背向着公路，看来用不多久，它们全都会变成一堆危险的垃圾，左侧海水洗刷着海岸，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蟹钳在从右边的山壁上刨取泥土。我记得在去年冬天那场该死的风暴中，有许多砾石被抛到了路面上。当我朝北开去时，这个恒定世界的秩序就逐一在眼前展开，自然界中清晰健稳与诡变动荡之间微妙的平衡全部体现在这大洋与大陆的交界间。
　　经过倍伯戴恩大学后，我把所有那些无用的东西全抛在了身后——西班牙式样的林荫路和海岸交通。道路变窄，成了乡村景色，牧场从这里一直伸到圣莫尼卡山脉脚下，太平洋向西延展的远景，近处岩石峭壁下海的拍击翻卷，共同构成了一幅奇特壮美的景象。
　　阿诺约路很快就到了，一块经受了风吹雨打已显得模糊不清的路牌指示着。在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左拐横过高速公路之后，我发现自己置于一条肮脏的狭路上，整段路被巨大的、枝条横兀的显然已栽种了许多年月的按树像凉篷一样的覆盖了。我非常惊奇，在高速公路和大海之间居然会有这样一块土地躲藏在这里。一道由树枝编成的管状防护栏看起来似乎显得单薄，围在里面的茂盛的金草场上，两匹阿巴路萨马正在吃草。我担心安全。道路在这里划了一个弧。弯过牧场钻进了一片红杉木林。
　　出现了一间门房，里面并没有看守人，但是白色的防护栏却是升起来的。我谨慎地穿过去，直奔狐尾农场。这是一块数英亩的沿岸林地，包括一处私人海滩，是简娜·玛森在七十年代花两百万美元买下来的，现在价值早翻了十几倍。
　　五六辆机动车停在一块碎石地上，工人开的轻型卡车，那辆JM豪华大轿车，崭新的米色卡迪拉克带有部分金色构件，那一定是属于玛森的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她（我已被告知）今天将同她的委托人一起在场。
　　树叶遮掩了房子的大部分。入口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在并不显眼的白色墙壁上开了一扇门，旁边是一间车库房。
　　一个年轻的男子前来应门，他留着一头富有光泽的棕色披肩长发。有一些留长发的男人看起来就像羊脂球；有一些则像性感的偶相——就像这个：肌肉虬结，警觉的野性的眼睛，褪色的游泳裤，品红色的马球衫，以及一双赤裸的足。
　　“我叫简。路上交通如何？”
　　“比韦斯特伍德好。”
　　“通常会先有一点混乱发生，但是一旦当你到这儿，大多数人们都会满意这次旅行。”
　　我跟着简穿过院子，眼睛一直盯着他充满魅力的脚踝看（忘记小腿了，我甚至没顾得上看看小腿），上面拴着一对危地马拉脚镯。他的脚趾修长，富有抓力，被太阳晒成很健康的黑色。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一双脚将怎样灵巧地驾驶住冲浪板，或者，驾驭住一架黄铜大床。
　　“你喜欢到外边海滩上去是吗，简？”
　　“噢，是的，我是帆板教练。”
　　“不要告诉我简娜·玛森正在帆板上。”
　　“不，她不在。”他回答得很严肃。
　　“你为玛森夫人做什么？”我尽量保持坦率的语气。
　　“我是她的助手。”
　　这是对秘书的好莱坞叫法。一天早晨简娜·玛森到海滩去散步，拾回来一个年轻的冲浪者为房间增色，并为她拆寄邮件。他的想象力的绝对缺乏使我相信他只是她的秘书而再不是别的。他说的每一件事都费了他极大的能量才传送出来，这看上去像是很有个性，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机械罢了，就像一家上好旅馆里的服务生。他对我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碰上了我的眼神，他感兴趣的是他的身体，以及他今晚上在麦克金堤的吧台旁摆好姿势时会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因为我曾经注意到，人们通常雇用的助手，在很多方面其实都和他们自己相似。
　　我们继续往前绕过一个拐角，在这里，我突然被一个旧水池给我的感觉冲撞了一下——水池四周飘着一股很浓的氯气和湿水泥的味道——我确信，在我左边的是一个大约四十尺长的游泳池，椭圆形，池底铺着青绿色的瓷砖。旁边是两张红木躺椅，上面放着黄绿相间的绣花背垫，在它们边上，则插着一把遮阳伞。那水看起来似乎已腐败发出了恶臭，难说吸引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水老鼠。我猜想使用这池子的人大概只有简娜·玛森孙子辈的小孩们。芭芭娜告诉过我，简娜的三次婚姻共产生了三次的结果。
　　我们走进一间修建有假梁的大厅，地上铺的地毯颜色是明亮的，酢浆草那样的嫩绿。我突然间发现站在我面前，几乎脸碰脸的就是简娜·玛森，她穿着一件晚间长袍，怀里抱着一束花，满面笑容。
　　在经过不知所措的一瞬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剪影而已，会面还没有开始。
　　“喝点儿什么吗？咖啡？果酒？”
　　“咖啡就行了。”
　　“除去咖啡因的还是一般的？”
　　“加糖和奶。”
　　“马上就送来。”简毫无表情地说，然后就离开了。
　　房间里放着两只很大的棕色转椅，看上去就像是桶一样；几张咖啡桌都是用彩玻璃嵌饰而成，图案设计或是少女，或是鸽子，或是太阳和月亮。向外凸出的酒吧里贮存着几乎所有东西，从格朗菲底希的苏格兰威士忌到法国的肉桂香草甜酒，甚至还有一叠叠“大事记”粘贴在吧台上。
　　欢迎你来到咖啡简娜。“大事记”里有关于她的喜剧连环画、讥刺画和相片，涉及了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著名人士，包括最近的五位美国总统。还有则是一些思考、推测她的辉煌成就，私人生活的带有那种令人吃惊的大字标题的文字报道和摄影画面。在吧台正中。是放在水晶花瓶里的一大蓬鲜活的黄玫瑰。
　　奇怪的是，在报纸上能见到的日期全都截止于1974年。
　　现在我开始懂得这间屋子了。为什么棕色的百叶窗是关着的。为什么家具，尽管它有华丽的鳞纹，接受最精心的保养，看上去却是破旧的。空气感觉起来闭塞而湿闷。这是一幢七十年代的房子，二十年来从没有被改变过。这间屋子是为了抽鸦片、喝酒精。调情、做爱和躲避加利福尼亚阳光而设计的。这是一个舞台，是为享乐主义者的享乐而设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它现在被原样保存下来，以便简娜·玛森无论什么时候迈进门厅，都能重新唤起对那光彩夺目、精力充沛的往昔的回忆。
　　我在房间里踱步，力图去感觉，去想象它最近被怎样地使用过和为了什么而使用。没有烟灰缸，没有废物篓。壁炉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就在它的正上方。挂得如此拙劣以致于从墙上向外倾斜似乎是要跌落下来的。是一幅绝对令人震惊的油画。这是一幅海景，无数只帆船在海风的鼓动下，穿过半透明蓝绿色的海水，竞航向前。它是如此的生动，似乎能让人看到画面发射出奇异的光芒。而对于它沉重的镀金画框，对于这间过时的屋子，对于电影明星枯燥无味的家来讲，它的生动又显得太不相宜了。
　　在真正的生活中能看到这样一件作品是会令人震动的。我凝视着那些风帆，长时间地陷入为情感所支配的感觉世界，不知不觉竟掉下泪来。这幅油画的生命力使每一件事物，包括我自己感伤的心灵，都变得似乎沉静下来。
　　“这是依多德·马奈的作品。”
　　我猛地转过身去。我没有想到在这间屋子中，除了简娜·玛森的巨幅肖像外，还有别的人。
　　“她在马略尔卡岛拍片子时看到这幅画。我一直鼓励她收集艺术品，但这并不适合于她。她只对表演感兴趣，当然这对她来说就很幸运。我是玛格达·斯脱克曼，她的私人经纪。”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穿的一件黑色西服，以上好的式样和上好的羊毛线镶着白色的滚边，使她的形象看起来整洁、漂亮。她移动步子时衣服发出瑟瑟的声音——那衣服一定是用丝线缀成的。当我们握手的时候，她的手腕上几件沉重的金镯和金链相互撞击，发出圣诞铃一样的叮当声，我完全被她身上散发过来的甜腻、浓郁的香水味所包围。她穿着黑色长筒袜和一双黑色高跟无带皮鞋，脚上同样戴了两只金镯，像我这样生活在低层的人都把这看成是上流社会的商业标志。
　　“像这样的绘画整幢房子都有吗？”
　　“只有几幅毕加索的。这已足够了。简娜不是那种把坐在火炉旁欣赏绘画当作享受的人，她总是让自己处于运动中。”
　　玛格达·斯脱克曼的两只手像个轱辘一样，老是转个不停，手镯发出悦耳的丁丁声、她的口音圆润、清亮，可能是来自中欧。所以我得到这个印象，她一定在那里呆过很长的时间，培养了这种口音以至成为她个人特征的一部分，她有宽阔的斯拉夫颧骨，黑色的头发扫过脸面和一副眼睛框，与湿润而极端白皙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东西富于艺术性地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只能想象她的年龄大约经常被猜想在五十至七十岁之间。
　　“我很抱歉不得不说简娜和我今天将不能和你在一起，我们同从圣路易斯来的一些人有个约会，而且不能被打断。请向FBI致以歉意。”
　　我的背挺直起来。
　　“这件事是局长直接分派下来的，我们被告知它非常紧急。”
　　“它的确是最高紧急。但是在今天也不行。”
　　她宽和地微笑着，嘴唇红润发亮。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放松一下。我们当然欢迎你去海滩散步。如果有什么所需就找简好了。”
　　她已经给了美国政府三十秒她自己的时间了。玛格达·斯脱克曼匆忙出门。在某间屋子里响着的电话铃声正催促着她。
　　简端着一个银盘出现了。盘里是一套绘着草莓图样的瓷咖啡具——壶，杯子和碟，以及乳脂和方糖，所有这些东西，还包括搁在蓝色布餐巾上的一只银茶匙，只为一个人服务，而你就好像此时正躺在一张床上悠闲翻阅那些用昂贵纸张制成的邮购商品的目录。
　　他小心地放下盘子，然后用他那双粗壮的手整理了一下花哨的头发：“我们将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做重新的安排。”
　　“简娜喜欢黄玫瑰。”揣摸着这里的每个人都叫她简娜，所以我也试试。
　　“是的，她喜欢。”
　　就这么多。他留下我和咖啡和马奈的纪念在一起。我还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有礼貌的接待。
　　我走到海滩上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小径从迷人的斜草地中穿过，路边填满了黄、红、蓝还有紫色的三色堇，在风中微微摇动，使我想起母亲晾在后院晾衣绳上的棉手帕。站在悬崖顶端，强劲的海风把头发全都吹得向后飘散，就像是一个炼金术士围在你耳边许下令你心神激荡的诺言。夏威夷就在那边，还有中国。毕竟——到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选择，潮湿的空气弄糟了这件我特地穿来会见电影明星的米色亚麻西服又怎么样呢。我紧紧拽住悬崖梯道两边的保护铁链，几乎在岩岬上垂直下行了一百多码。
　　这里就是简娜·玛森的私人海滩了。下午三点钟的太阳照在沙滩上，沙滩就像是一面镜子，只不过反射的全是阳光的热度罢了。空气中有股咸味，没有噪音，除了风也没有什么能留在脑子里，视野里没有人，没有他们存在过的迹象，彻底的一个人。为了能够拥有这里的一切，我也会乐意犯下死罪的。这时，一个男人在岩石上正摇摇晃晃地向这边毗邻的一处凹槽爬越过来。眼前的阳光太明亮，看到他时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我想这一定是简娜·玛森的狂慕者，或者是一个小报摄影记者，试图从海路接近她的住地。我从我歇脚的一个经历着日晒雨淋的木箱上站起身来，手有意无意地就停在了衣服下别着枪的位置附近。
　　当他笨拙地移近了我才认出是那是汤姆·保罗伊，那辆大轿车的司机。
　　他彻底全身赤裸着。
　　“汤姆，”我冲他大声叫嚷以引起他的注意，“我是安娜·格蕾，FBI，我们在巷子里遇见的，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他一直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这边移动，直到跳上沙滩走到我身边来，“好一个明朗的天气。”旁若无人地，他打开了这个木箱。在里面是一副旧的、纠缠在一起的渔网，有一些衣服、叠着的毛巾，还有一个红色的冷却器。冷却器里边有新鲜的冰块，棕色瓶子装的墨西哥啤酒，水果苏打饮料和半个水分已蒸发掉不少的西瓜。
　　“啊哎，汤姆。我们可不能像这样进行一次约会。”
　　他咧嘴笑了。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肩上已长出了赘肉，苍白的小腹向外膨出。那东西挂在那里摇晃晃的，很一般。一双弓形的腿，接近于油煎圣芭芭拉河虾的颜色。
　　“喝点啤酒。”
　　“我要黑葡萄汁。”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被邀请来的。”
　　“被谁？”
　　“你的老板。”
　　“有人被调查？”
　　“也许是。”
　　“我们中的某些人？”
　　“是的，汤姆。”
　　他笑了，眉毛生动地扬了扬。
　　“拉我一把。”
　　“你可以走开但不能藏起来。”
　　我们站在这里向大海眺望，而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因为我穿衣服。不要问我为什么。
　　海浪现在来得更快了。汤姆爬过来的那块巨砾已彻底地被粘满泡沫的拍岸浪花淹没了，这使得第二个爬过来的人影，一个女人，移动起来更为困难。她找了一条路绕过突出的峭壁，越过岩石，穿过沙滩，加入到我们中来。
　　“米特·莫瑞恩。”
　　也赤裸着。
　　莫瑞恩看起来脑袋很小，太小了，似乎是饮食不正常引起的。她的手臂瘦骨嶙峋，大腿肌肉松弛，胸前只有很小的坟起，乳头扁平。但是头发很漂亮，红得耀眼，在微风吹拂下如一团火焰在半空中燃起。
　　莫瑞恩拉着汤姆的手，什么也没说。我猜想她有些害羞。她从箱子取出一件斜纹粗布衬衫，但是并没有穿在身上——我希望她这么做——而是在地上铺开躺了下去。
　　汤姆抓了一块毛巾，双腿十字交叉挨着她坐着。他的中年体态像一大堆粉白的面团，在她纤弱、毫无性欲的身体旁边。一只多肉的手拎起一瓶啤酒往嘴里猛灌了几口。其余的则洒在莫瑞恩年轻的布满雀斑的前额上。
　　“你们俩看起来是想私下呆一会儿？”
　　“不，不。我们只是在休息。”
　　“这就是他们在马里布的咖啡休闲？”
　　“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汤姆不由得又咧开了嘴。
　　“你们都为简娜·玛森工作吗？”
　　“莫瑞恩为她做衣服。”
　　“我有一个朋友叫芭芭娜，她由于悲剧性的童年的剥夺，一直被简娜·玛森和她在哪里得的她的衣服困扰不休。”
　　莫瑞恩耸了耸她裸露的肩膀说：“她拿的。”
　　“拿的？这是什么意思？从商店里？”
　　“从电影制片厂。”莫瑞恩的脸一直向着太阳，没睁开过眼睛。
　　她会告诉管道具的工作人员或别的人，给她葛丽泰·嘉宝的复制品，然后我就返回汽车，到更衣室里给她抱几大盒子劣货出来。
　　“哪种劣货？”
　　“就是她在电影里时穿的那些。我想这和她自己的随随便便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