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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红花不愿搀和在陌生男人的环境里，感觉很不好。她从小失去父亲，母女相依为命。祖辈曾是清末名门望族，民国时期没落到底。爷爷辈的几兄弟各奔前程，发达也好，困苦也好，不出一条死路：肠道癌。病魔像一根吊井绳，时时挂在岳家的屋梁上。到时间，病魔发作，吊绳落下。

　　原本四合院里住了两兄弟：父亲和三伯家。三伯迷信，听了巫师的鬼话，携家带口跑到沿海。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病魔上门。三伯母悲痛欲绝，抱怨岳家祖坟没埋好，跟着念叨岳家祖院。她父亲说，满脑子迷信，老三不过是积劳成疾，引发了癌炉子，怎么能说是鬼附身呢？怪主宅地?呢。不幸的是，父亲斥责三伯母的第二年，一病不起，倒在了医院冰冷的停尸房里。从此，不要说亲戚，邻居都很少光顾。她母亲是享受国家津贴的研究员，沿袭丈夫的观点。要讲科学，坚定不移地住在这里，直到把女儿抚养成人。

　　岳红花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同班的女生中，模样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校时，有个出名的机会，却伤了母女俩的心，多少改变了她们处事的态度。

　　当时系里的同学纷纷转行，事先寻找出路，毕竟能上省台以上的节目，对于众多播音系学生来说，希望渺茫。有个导演来学校选演员，无意间瞄上了她，请她去试镜头。她怀着对满腔热诚，告戒自己全心投入。中途跟母亲通了不少的电话。

　　事情发生偏差。导演诱她上床，含蓄地奉劝道：

　　为艺术献身，就像剧本里的人物，把肉体当作社会的产物，社会的一部分。。。。。。没有历练哪来经验。。。。。。是不是？

　　她想不明白。我的一部分是社会的，我妈的那部分算谁的？

　　刚吐芽的“雀舌”。小乳房鼓鼓的，皮肤嫩嫩的，小脸红红的。逗一下，满面绯红。导演眼睛直勾勾的，恨不得 “勾”下衣服。

　　红花不醒事，挨着导演说笑，拍打导演的肩头；导演趁机拍打她的屁股；这两拍，有区别的。

　　红花告诉母亲：有门！导演欣赏我！

　　母亲激动，一夜没合眼。总在想女儿的风光。

　　半夜，导演忽然敲门。小姑娘瞌睡迷梦，堵住门缝，问道：导演，有事吗？

　　　导演说：想好了吗？

　　　她笨拙地问：想什么？

　　　咳，就是下午说的。

　　　又问：说啥？

　　　导演趿拉着拖鞋，生气了。问另一个睡下了吗？

　　　睡了，都几点。

　　　入了性欲的男人，不理智。导演不甘心。要求道：出去谈谈。

　　　小姑娘学她妈的语气，道：有话直说！

　　　导演脸都气青了。不言而退。第二天，她被打发回家。母女俩抱头痛哭，责怪老宅子的风水不好。

　　　高级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清高。母亲甚少求人，孤儿寡母的艰难时期。如，小红花三天两头感冒发烧，长水痘，阑尾炎，湿疹。。。。。。。等等，都是自己背上背下。红花生病不拣好时辰，总在落雨打雷的夜晚，苦坏了母亲。女人害怕夜晚，再加打雷，就恨不得摇身一变为男子，呵护幼小的女儿。哪怕那一声雷电闪在自己身上，也不叫小女儿有什么闪失。

　　红花失望而归，说不出个所以然，郁郁寡欢，忽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做母亲的，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正像一个人浑身痒痒，竟然不晓得挠哪里。母亲暗里怀念自己的男人。自己一筹莫展。对不起上，对不起下。

　　万般无奈，母亲拉破脸皮，四处求人。通过以前老同学的介绍，找到了时任石油公司副懂事长的王秃头。这样，岳红花一蹦一跳地去找“王叔叔”。几经周折，把红花弄进了广播电台，在广告部抄抄写写。时下的广播在农村还有点市场。同学们一听，撇嘴。红花借调电视台，是在王叔叔扶正、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以后的事情了。接着转正，走上梦寐以求的播音员的岗位。当然，还有更高的境界：上中央台。

　　夏威夷之行以后，她暗下决心，结束地下情，靠自己的本事。向母亲坦白发生的事。母亲痛苦不堪，三天不吃不喝，病倒了。第四天，老人欲言又止。神情肃穆，夹杂着无以名状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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